理论研究｜论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核心主张和治理方略

引用规范：花勇.论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核心主张和治理方略[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2)：1-8.

作者简介：花勇(1979—)，男，安徽合肥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  要：21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度提升以及全球问题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社会期望的全球治理观念。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立足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继承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价值目标，在经济领域，建设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在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在生态领域，坚持共同、绿色和法治的全球生态文明观；在网络领域，建立尊重主权与协同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习近平全球治理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关键词：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体制；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全球化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建设一个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全球治理体制？围绕这两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核心主张。围绕这一核心主张，我们在全球经济领域坚持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在全球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在全球环境领域坚持共同、绿色和法治；在全球网络领域坚持尊重主权与协同合作，逐渐形成了一套世界视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略。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立足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为全球治理勾画了实施蓝图，规划了实施路径，引领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

任何思想都来自于鲜活生动的社会实践。现实实践的变化不仅要求而且催生新思想。21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促使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全球治理体制和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进行深入思考，提出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趋势、符合国际社会期望的全球治理观念。

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推动和要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且与之相适应。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度提升；三是全球问题影响范围扩大和影响程度加深，解决全球问题难度加大。

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是二战之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国际力量格局。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国际社会的权力流转和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近30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总值的占比从28%上升到50%，社会财富从22%上升到50%，贸易从21%提高50%，投资从26%增长到65%。新兴经济体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是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力量对比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国际社会力量对比变化要求全球治理体制与之相适应，体现和反映新兴经济体的诉求，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体现和满足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利益，就要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制，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获得与之匹配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利。

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不仅因为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还因为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度的提升。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互联网为动力和基础的新一代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使得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各国（各地区）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深度相互依赖，各国利益深度相关，要求全球治理体制必须以规则为基础，以合作为主旨，坚持世界的事情各国商量来解决。之前数百年的殖民战争、划分势力范围的霸权统治方式虽然大大削弱，但其影响仍然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对二战后的全球治理体制产生影响。带有霸权主义痕迹的全球治理体制显然不适应深度相互依赖时代。全球深度相互依赖要求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制。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还因为全球问题影响范围扩大和影响程度加深，以及解决全球问题的难度加大。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尤其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迭代革新，使得全球问题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渗透到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单个国家的问题，也很容易溢出国家边界，影响到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这使得解决全球问题的难度加大。如果主权国家坚持以邻为壑，不仅全球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还会加剧全球问题。主权国家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本身就是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

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要求全球治理体制反映和体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利益。国际社会的深度相互依赖和全球性挑战（特别是逆全球化）要求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制。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呼唤新的全球治理观念,为全球治理指明方向。

 二、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核心主张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建设全球治理体系？是习近平全球治理观要回答的两个核心问题。前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共商共建共享。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核心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明确了目标，共商共建共享为全球治理规划了路径。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明确目标——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持久和平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是各国人民的心声和朴素愿望。持久和平的要义在于平等对待，彼此尊重，互商互谅，管控分歧和矛盾，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普遍安全是指，安全是共同的，单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解决安全问题坚持对话协商，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共同繁荣就是推动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繁荣。首先，就要树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发展理念；其次，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互利互惠；第三，就是要平衡普惠，让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共享，解决好南北差距过大问题。开放包容就是提倡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尊重彼此文化差异，鼓励文化交流。清洁美丽，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问题。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子孙后代，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呵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承“天下观”的政治情怀，蕴含着“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是中华文明世界主义的理想追求。在追求世界大同的过程中，首先，强调修身齐家，把自己的家族宗族治理好，然后把国家治理好，进而各国团结起来缔造太平盛世。这种政治理念内在包含着“和合”的基因和智慧。“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不仅是中国人的处事观念，更深深嵌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熔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就是一部“和合共生”史。中国人对和平的追求、对和平的珍惜、对和平的维护是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的精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思想来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中国的外交理念息息相关。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新中国的长期外交方针，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历史和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自提出以来，推动了全球民族解放事业，维护了战后独立国家的主权利益，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被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所认同和接受。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承认差异、尊重多样、坚守和平，积极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新中国一以贯之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了新中国的外交理念，而且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冲突和地缘文明差异，以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包容实现了对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这一理念先后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联合国安理会2344号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联大“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决议。2018年，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上合组织青岛宣言，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共识。

 2.共商共建共享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十九大之后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9年大阪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所谓共商，就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沟通，以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纷争和国际矛盾。“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一方面，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治理赤字，需要各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因其跨国性和全球性，远远超过单个主权国家的治理范围和能力范围，仅仅依靠单个主权国家进行治理，无疑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进入深度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全球问题深深影响各国的利益和命运。全球问题的跨国性和各国利益的深度联系要求各国共同治理，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商原则顺应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趋势，也符合各国保护各自利益的需要。

坚持和践行共商原则，首先必须坚持主权平等。各国对全球治理原则、方式、目标和路径等有自己的看法，这首先要尊重国家的主权地位。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享有平等的国际地位。只有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地位的前提下，各方协商才能真正开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行径和强权主义，从本质上就破坏了民族国家作为主权国家的本质属性，又怎么能使得其他国家愿意相互交流、彼此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此外，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本身就是全球治理的麻烦和问题。坚持主权平等，要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所谓权利平等，就是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享有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权利，同时也履行国际社会赋予主权国家的应尽义务。机会平等指的是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主权国家都有同样的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都有同样的机会享受全球治理的成果。规则平等是指在规定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主权国家享有同等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被一视同仁地要求遵守国际规则，反对选择性遵守和“双重标准”。共商不仅能形成共识，还可以带来互信。相互信任是彼此合作的基础，也是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基础。

共建就是各国共同参与、合作协力，创造发展红利，分享发展机遇。共建就是要让国际社会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都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事务。共建一方面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是共同建设和运行全球治理的机制和组织。如何共建？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各国共建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掌握。如何共建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开放，欢迎任何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升级。开放要求各国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和措施，都不符合共建原则。开放还要求多方合作共建的区域安排或制度框架不是仅仅针对某一区域的成员，是包容愿意合作共建的其他行为体。

各方参与合作共建的全球治理体制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的全球治理体制创新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各方共建的全球治理体制不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制的完全抛弃。现有全球治理体制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特别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战后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建全球治理体制，不是要抛弃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而是要维护联合国的国际地位，尊重联合国宪章，支持联合国工作，这是共建的重要内容,是在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的基础之上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创新完善。

共享就是全球治理的成果要为国际社会成员公平的享有。全球治理的成果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赤字是全球治理的主要挑战。南北发展鸿沟不仅直接导致贫穷和瘟疫，而且间接造成族群冲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移民难民、枪支走私等全球问题。共享的首要含义是全球发展成果共享,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缩小南北差距，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其次就是各个不同群体成果共享，全球化是先天资本性的，资本所有者容易在全球化获得优势利益，这就要求平衡好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在兼顾要素报酬和社会福利的基础上，让不同社会群体根据自己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不让任何一个群体掉队；最后，共享就是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要照顾到后代人的需求，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商共建共享的关键是“共”，只有各国彼此尊重、相互协商，才能求同存异、凝聚共识，一致行动。2017年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被写入联合国71届大会“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落实在经济、安全、环境、网络等领域表现为具体的治理方案，构成了一套既有世界视野，也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略。

三、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治理方略 

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发挥引领作用，将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贯彻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安全、环境和网络等领域拟定具体的治理方案，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建设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的经济共同体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反映和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遭受重创，目前虽已步入复苏的轨道，但不确定性和风险依然存在。上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增长动力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还没有走向成熟成形。贸易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有所抬头。全球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区域贸易安排丛生，贸易规则碎片化现象严重。总体来说，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进入换挡期，面临深度调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深刻转变，传统增长动能拉动作用萎缩，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为代表的新兴增长动能正在集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面对全球经济的深刻变化和深度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的经济共同体。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首先，就要摈弃以邻为壑的思想观念，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其次，大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发挥国际贸易和投资两大引擎的拉动作用，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打造平等协商、广泛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框架。具体到亚太地区，需要全面深入落实北京路线图，合力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就二十国集团来说，落实《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共同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就金砖国家来说，围绕经济务实合作主线，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创新和产业合作等领域拓展利益汇聚。

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传统经济增长动能已经消退，世界经济急需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需要把握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汇聚各国的创新力量，为全球经济走出低谷开辟增长源泉。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不仅要求适应新科技革命的要求，将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还要求各国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政策，优化政府调控。经济危机时期强刺激政策虽在短时间内阻止了金融危机的雪崩效应，但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危机的根源。这就要求各国加快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统筹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推动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转向可持续发展。

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坚持联动发展，既能为伙伴提供发展动力，也能为自身创造更大发展空间”。联动发展，就是要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互联互通，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是统筹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各国、各地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联动增长是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客观要求。根据这个要求，各国“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也就是说联动型经济的建设，必须要树立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包容型世界经济主要解决的是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也就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发展红利。近些年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甚至倒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世界经济的包容性不够。具体来说，就是世界经济没有处理好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矛盾。建设包容性世界经济，首先，就要解决贫穷和饥饿问题，国际社会有责任向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帮助，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解决全球发展不均衡问题，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发展成果。其次，正视和妥善处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给不同群体带来的挑战，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解决产业升级转型带来的挑战，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再次，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最后，各国自身要将包容共享理念融入发展战略，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加大投入，解决贫困、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使发展的成果更多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建设经济共同体要以平等为基础、开放为导向、合作为动力、共享为目标。以平等为基础，一方面充分尊重和保障了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开放为导向，这是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和推动国内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市场的统一。只有开放统一的市场，才能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流动，实现资源价值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以开放为导向，要摒弃排他性经济体制安排。排他性的经济体制安排必然导致经济治理机制封闭化和治理规则碎片化。这种封闭化和碎片化本身就是全球治理失灵的表现。以合作为动力，这是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和发展全球经济的切实选择。各方合作才能有效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经济挑战。相互合作，经济融通，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就是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建设经济共同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措施是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经济规则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具体措施包括：尊重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地位的基础上，维护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大力推进区域贸易合作；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新的公共产品；设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活力；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为提高制度性权力搭建平台积累经验。

开放型世界经济解决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问题，创新型世界经济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联动型世界经济解决经济发展的路径问题，包容性世界 经济解决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问题。归纳起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全球经济治理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发展。 

2.建设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共同体

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面对国际社会针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大发言时指出中国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理由都不能动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在谈及安全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其次反复重申和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不仅因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基因，也是因为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是世界历史的客观趋势。安全领域如何进行全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亚信峰会上明确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共同安全，包括四层含义，首先是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拥有自己的安全利益和安全诉求。这些利益和诉求应该得到彼此尊重。其次是普遍安全，任何国家的安全不能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其他国家不安全，也不能一部分国家安全另外一部分国家不安全。再次安全是平等，各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享有权利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和全球安全事务，也负有相应的义务为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做贡献。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是安全事务的主宰者，决定其他国家的安全命运，甚至侵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最后安全是包容的，各国差异性所构成的国际社会多样性正是安全合作的动力与活力，尊重各国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关照各方的利益关切。共同安全的核心是尊重国家主权和安全普遍性。仅仅关注自身安全利益，不顾其他国家安全，必将陷入安全悖论。

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安全问题已经超越了大国对抗、地缘竞争等传统军事安全范围，扩展到网络、宗教、生态、移民、跨国犯罪、武器走私、恐怖主义等多个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的外延已经扩大，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且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渗透彼此叠加。这就要求在安全问题的处理上，必须通盘考虑，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安全治理。

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面对紧张局势，各方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坚守和平，“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面对安全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习近平总书记建议安全合作首先从低阶政治领域和低敏感领域开始，培育合作安全意识，积累合作安全经验，完善合作安全机制，从而逐步扩大安全合作领域，夯实安全基础。概言之，合作安全强调坚持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

可持续安全，安全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安全和发展并重。一方面，安全问题的根源是发展。解决好世界经济的发展问题，让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公平地享有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为实现可持续安全奠定了基础。全球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相关。将发展纳入安全治理，直指安全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在突出发展的同时，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安全为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可持续安全的核心就是安全与发展两手都要抓。

共同安全描绘了全球安全的客观现实，综合安全阐释了全球安全的复杂性，合作安全指明了全球安全的治理路径，可持续安全解决了全球安全的根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安全治理的认识从全球安全的普遍性和安全治理的复杂性出发，批判传统冷战思维，主张树立新安全观，走合作共赢的全球安全治理之路。

3.建设共同、绿色和法治的生态环境共同体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各国的紧密联系，而且也因为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既然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共同的挑战，就需要全球一起来解决，共担责任。具体来说，就是在生态环境领域交流学习，推动治理成果共享，携手共建美好生态家园。不仅主权国家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也要发挥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调动社会资源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形成合力。所谓共同，一方面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要求共同负责；另一方面就是各方（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协同合作治理生态环境。

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各国应走绿色低碳循环道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关系。牺牲生态环境发展经济是涸泽而渔。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不是相互矛盾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习近平总书记倡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增长点，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绿色发展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协调好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找到了最优解。

提高国际法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制定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加大规则的执行力度。建设国际法治，制定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首先就必须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应对能力上的差异。其次制定的规则要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规则要反映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要照顾国际社会的发展现实，要考虑各国的执行能力；最后就是维护规则的权威性，保证规则的落实。中国积极履行自身责任，落实减排计划，国内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国际上设立南南气候变化合作基金，发展绿色金融，开展绿色援助和国际培训。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生态环境问题是各国共同面对的挑战，完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机制，落实《巴黎协定》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但考虑到各国的发展程度以及国家能力差异，用统一尺度要求所有国家显然是不合适也是不公平的。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各国应在享受公平待遇的基础上，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责任,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不是要免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而是要在考虑这些国家能力的基础上提出相称的要求。生态环境问题关系整个地球和人类，需要国际社会共担责任，共同应对。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优解，统筹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法治，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夯实制度根基，提升治理机制执行力。

4.建设尊重主权与协同合作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生产技术的变革会重塑我们的交往方式。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的代表，“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很多领域的创新发展起到很强带动作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要求我们认真考虑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全球南北信息鸿沟拉大，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非常薄弱；二是现有网络空间的治理规则不健全，网络秩序不合理，存在网络霸权主义；三是网络因自身的快捷性、隐匿性等特点，部分行为体借助网络进行网络攻击实施网络恐怖主义，破坏了网络空间的和平。互联网兴起得越快，影响的范围越大，越需要加快和完善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坚持“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四项原则”是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和构建良好秩序。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网络主权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尊重网络主权，首先尊重各国在主权范围内选择互联网发展道路、网络治理模式和网络治理政策的权利。网络主权的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制订相关战略、政策与主张的合法权利。各国的政治制度、网络基础设施、网民数量等存在明显差异，罔顾这些差异，要求所有国家统一采用某种网络发展道路和网络治理模式，只会适得其反，既侵犯了民族国家的网络主权，也容易造成网络治理混乱。这种行为本质上是网络霸权。尊重网络主权还要尊重和保障各国平等参与网络治理的权利。维护网络和平安全应该依法执行，依照相关法律和国际法打击各类网络犯罪行为。开放合作是互联网治理的核心，同舟共济互信互利才能让各国人民共享数字经济的成果。网络空间非法外之地，需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五点主张”包括：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硬件”。没有互联互通的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只能是区域化的。网络是平台，网络建设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就是各国文化唱主角，充分展现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网络经济作为新经济模式和新经济业态，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各类技术创新与经济创新，为全球经济增添创新动力。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应对网络安全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携手合作，依法打击网络犯罪，健全司法协助机制。网络空间治理坚持多边主义，充分尊重和发挥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广泛协商，使全球网络治理体系更能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突出尊重网络主权和协同合作。尊重网络主权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是维护网络安全和建立良性网络秩序的充要条件。协同合作是网络空间治理的要求。一方面互联网使得全球联系的密度、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的提升，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对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利益带来新挑战。这就使得各方在网络治理上有共同利益，也面临着共同问题。因此各方必须携手合作，加强沟通交流，研究制定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民主和透明。

 四、结  语

全球治理变革是国际社会的客观趋势。如何引导全球治理变革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21世纪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区别于霸权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强权政治以及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对主权国家的矮化模糊化，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平等，明确提出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事务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主张国际社会的事情各国商量来办，坚决反对少数国家或个别国家集团操纵国际事务，肆意侵犯和践踏他国主权。霸权主义全球治理观和自由主义全球观之所以失灵，最重要的原因的在于没有为国际社会带来持久和平，反而在相当多地区制造了地区动荡。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倡导和平、坚守和平、维护和平，提倡并践行对话协商、相互包容,尊重彼此差异，在寻求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树立和践行正确义利观，欢迎其他国家进入中国市场，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不搞封闭式的区域合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欢迎任何愿意加入的国家或地区加入，有效促进了区域和区域内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习近平全球治理观以胸怀宽广的东方智慧、天下为公的价值传统超越了西方推崇的丛林法则体系，引领全球治理走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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