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建党百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造就了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内的众多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总结建党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主要成就和突出贡献，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激发了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回应与讨论。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脉络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重要的一支。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译介活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文献，可以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诞生的主要标志。

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引入与传播，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探寻变革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即由对传统经史子集的诠释转向对社会现象变化及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的探究。

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囿于局部观察的研究都无法把握社会问题的核心，对传统经典的注疏也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致力于对纷繁复杂的现象及其演化规律的总体把握，契合了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机和实现国富民强的需求。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实践基础。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理论贡献之一，它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先驱，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尤其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分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端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李大钊阐释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具有将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广阔视野：一方面，将社会问题放到历史变迁中看待；另一方面，注重中国问题与世界形势的关联。这一学说主张在世界的民主潮流中革故鼎新、积极地改造社会现实，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进行了系统阐述，讨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根据以及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并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李达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的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观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致力于以“新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认识中国现实。李达在《社会学大纲》《现代社会学》等著作中，对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有力论述。

　第二，注重面向现实开展社会调查。从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变迁的角度看，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探索经历了从思想争辩到社会研究的转变，前者主要在古今中西的文化争辩中思考中国问题，后者则注重面向经验现实收集和分析资料，并梳理社会事实变化的因果逻辑。

毛泽东开展了一系列农村调查，并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体现了从观念到实践、深入把握现实的基本精神，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了解农村和城镇的情况、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这些调查研究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运用，又是根据中国的革命实践所进行的本土化探索。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由陈翰笙领衔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农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方法基础。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等农村经济调查成员基于丰富的调查资料，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给出了科学的判断和有力的论证。

第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社会史视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摒弃了中国传统史学以经史子集等古典文献为依据的研究范式，注重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不仅拓宽了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应用范围，而且为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经验现实和推动社会改造提供了充分的历史依据。

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著作。该书指出秦汉以来的地主经济是中国官僚政治长期持续的根源，认为中国的官僚政治将在“人民的时代”被改革或铲除。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易》《诗》《书》、甲骨卜辞、周代彝铭等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史的专著，使马克思关于历史变迁规律的一般论断有了更丰富的史料支撑。

在《中国社会史论》里，周谷城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变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拓了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空间。这些社会史研究成果，为人们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新发展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原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学者转入其他学科，还有一些学者在其他学科的名义下开展与社会学相关的研究。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的社会学研究；二是“作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如实践观点、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等）开展的社会学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自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这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具体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要取得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创新发展。

在学科建设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注重经验研究并取得大量成果的同时，强调社会学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史、学科史研究领域，以及空间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等新兴社会学分支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都有明显体现。

在理论研究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一些中国社会学史著作也以专门的章节介绍或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人物及著作，还有学者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再研究和再发现。这些研究为人们系统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野、方法原则和学术地位提供了学理支撑。

在经验研究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其中，城乡关系研究、环境治理研究、社区治理研究、区域平衡发展、社会分层研究、工人劳动过程研究、集体行动研究、性别发展研究等，大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某个或多个特点，如以实践为基本原则、矛盾分析的辩证思维方式、价值理想性、理论视野的总体性等。

总而言之，建党百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始终紧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研究新现象、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致力于以学术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了鲜明的科学与人文并重、历史与现实兼顾、本土情怀与世界眼光相结合的整体性视野，不断为中国社会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展望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谱写更加华丽的篇章。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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