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

【摘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历史性飞跃，产生新的理论成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使我们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是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卓越领导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要途径是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实践基础是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指导原则是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主要历史特点是反对教条主义；最高境界是走自己的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实际进行创造性的结合，根据中国实际来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并且突出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射中国现实之“的”，才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了成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历史性飞跃，诞生新的理论成果，用以指导和推进新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形成共识。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基本经验，对于在新时代坚持和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一个坚强领导核心的主导、引领下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加速新陈代谢，应对这一剧烈运动和激烈斗争，首先要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发展过程，其重要标志就是拥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有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才能够保证全党形成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的整体，才能够有力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够更好地凝聚党和人民的力量，推进伟大事业，取得伟大胜利。这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斗争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典范。毛泽东一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后，便结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深入地学习和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学习和钻研马列主义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前提，但是不止于此，还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创造出中国的主义。毛泽东认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出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应对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2]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就多次表达过，中国的革命实践这么丰富，一定会出理论家，中国不但要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要有自己的主义。在这方面，他是身体力行的。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及其基本原理，从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把它称作毛泽东思想，既不是否定领导集体的作用，也不是忽略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而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是人民历史观，但也不否认领袖的历史作用。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表明“方法”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思考、确定重大战略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中国来，基本原理不变，但个别结论可以改变。改变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只懂前者而不懂后者就会成为下车伊始叽哩呱啦的钦差大臣，只懂后者而不懂前者就会成为没有方向到处乱撞的无头苍蝇。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既解决实际问题，又明确旗帜方向。这个问题在建党时期就为一些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认识到了，大家都在思考和探寻“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3]就像过河需要搭桥一样，两者的结合也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这个重要途径就是调查研究。

毛泽东关于中国国情的许多正确认识，无一不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多次论述过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4]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各种必要材料，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方能取得正确的认识，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措施和办法。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方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的知识。”[5]

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表现，是与主观主义者粗枝大叶，满足于一知半解的做法截然不同的。毛泽东召号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6]国情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国情的调查也就不可能有终结。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7]正是因为有了调查研究，才有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基本把握，进而根据这些特殊的实际情况对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独特设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在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斗争方式、斗争道路的中国式解读和设计。

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性之一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观点都以事实为最后依据。所以，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由实践得来的认识。新鲜经验是在艰辛探索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在此过程中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而是要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本领。

毛泽东高度重视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如何看待这些错误呢？毛泽东认为：“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8]这就是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即把错误看成是“好教员”用来教育党员和人民大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9]实际上，中国革命经历了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的艰难曲折，正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正反两方面沉痛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唤醒和教育了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最宝贵的，特别是那些错误，充分地暴露了个别“超级理论家”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本本”的严重危害。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共同特点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抄就会导致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10]照抄照搬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得出了什么结论，而在它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掌握了这些才找到了打开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不是表现在对个别词句的坚守，而是对基本原理的坚持和灵活运用。

对待党内同志所犯错误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找到错误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极力去防止和克服错误以不同形式再次发生。要把对待党内犯错误同志和对待敌人的方式区别开来，不能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打击、惩办、戴帽子那一套，更不能大开杀戒，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于政治上、思想上对错误进行批判和改正。不要把错误原因全部归结于某个人，单纯追求个人责任，以对个人的批判掩盖错误的实质。在反右时，要注意防“左”；反“左”时又要注意防右。把纠正错误的过程与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吸取教训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不断走向成熟。正如列宁所说的：“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而就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11]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结合实际来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一贯强调的。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恩格斯在写于1894年1月26日的《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中，提醒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尽管《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一般策略原则是正确的，“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13]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互相联系，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一度严重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基于对此种情况的强烈反感，1930年初，毛泽东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同“左”倾教条主义展开了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首次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4]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富有哲理的两句话：“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5]、“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6]这一精辟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觉醒。但这种个人的抗争是无济于事的，在四年“左”倾路线期间，毛泽东“成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经常打击的对象，被他们骂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庸俗的保守主义者’，并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岗位”，[17]成了党内的“少数”。

延安整风运动集中开展了对主观主义的批判，在党内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并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少数人的行为发展成为多数人的自觉行动。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国内国际各方面情况不作系统周密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8]这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19]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作为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而加以强调，从而引起全党高度重视。那种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则遭到众多人的反对，被人们所唾弃。从此，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风尚。

反对教条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历史特点

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看似更“有理论”性，实则只是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没有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只是了解了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却没有掌握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由于没有把握住精髓，没能抓住根本，自然既不能深刻理解更不能结合中国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看不到在中国这个特殊国度里，革命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动力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是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主要斗争形式不是议会斗争而是武装斗争。所有这些特殊而复杂问题的解决，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是“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20]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度里进行革命，仅靠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是不行的，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也是行不通的，不把一般规律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是办不成事的。

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我们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21]在建党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基层的党员并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是什么，这就使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滚瓜烂熟，而迷惑了很多人。但恰恰是王明这些奉共产国际、联共（布）指示为圭臬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是着力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把“本本”视为圣经来指导革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上，主要的不是要不要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总结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的问题；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潮和修正主义，而是反对那种脱离中国实际专门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

这种情况下，敢不敢同党内的教条主义作斗争，能不能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原则，就成为关系中国革命能否克服逆境，打开新局面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22]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要有的放矢，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与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分离的教条主义针锋相对的；群众路线要求尊重群众的革命实践和集体智慧，这是与教条主义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本本”的思想禁锢针锋相对的；独立自主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与教条主义整天高喊着国际主义至上、武装保卫苏联，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遥远的国际针锋相对的。历史的实践反复证明，凡是教条主义盛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受到阻碍；凡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时，就会极大地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

走什么道路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城市中心”论曾长期地影响了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就曾形象地表述了他的“城市中心”思想，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致他的最后的死命”，而“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斗争，主要是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所以忽视组织工人的斗争，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23]在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看来，既然要走俄国革命的路，自然就要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正路。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度将毛泽东在实际革命斗争过程中探索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视为错误的道路加以批评。

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抉择问题。当时有两条路摆在共产党面前，一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一条是俄式革命的道路。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明确表示自己赞成仿效俄国革命，“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道路”。[24]后来毛泽东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鸦片战争后的先进中国人总是想学西方国家走现代化道路，但总是行不通，十月革命后，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可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25]建党初期开始的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一直持续地进行着，直到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之后才得到了完满的解决。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既不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又非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而是经过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从深入社会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考察中国国情做起，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坚持实事求是，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地在各个领域里自如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出了一条新路。毛泽东创立了把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建设成新型的人民军队，把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且基层组织长期生活在农村环境里的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和建党原则；高度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及其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灵活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一系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总结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深刻地论述了三者的关系。特别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的集大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问世，使近代无数志士仁人苦苦求索而始终不得其解的问题迎刃而解，也使他们救国救民的夙愿成为现实。

邓小平在对毛泽东探索“走自己的道路”理论完整准确认识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6]“过去的成功”就是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这道路既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包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对于“过去的错误”，邓小平也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来认识的。他说，错误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这些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27]正是因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也正是有了这条正确的道路，才使我们党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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