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沂市河东区：探索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合伙人”模式

一、背景动因

临沂市河东区，因位于沂河东岸而得名，面积834平方千米，是临沂市三个市辖区之一。河东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区常住人口90.8万人，全区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3.2万人，占69.6%。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人口、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城市各个社区工作、生活和居住，再加上人口流动频繁，社区原有功能逐渐退化，城市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不断遇到挑战。

2020年以来，临沂市河东区扎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基固本、全域攻坚，不断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功能优化提升，聚焦城市社区服务功能优化提升，探索实施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合伙人”模式，将物业服务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公益力量、热心居民以及优质商业资源等五大类社会主体吸收为社区治理“合伙人”，健全完善“参与式”治理机制，推动区域内组织优势、服务资源、服务功能最大化，集全域联动合力，共解城市治理多元方程。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各类“合伙人”在融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各展其长、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全区社区、小区（网格）、楼宇三级党组织服务功能和城市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明显提升。

二、主要做法

（一）优化物业“合伙人”服务机制，打造物业善治品牌。坚持行业党建与社区共建双管齐下，推动物业服务企业积极主动融入社区治理。一是深化社区共建，健全社区、物业、居民代表三方协商机制，广泛搭建“家园理事会”“楼栋说事岗”等民主说事议事平台，培育了奥正、吾悦、中兴等一批红色物业示范社区，壮大了“沂蒙红管家 服务365”党建品牌矩阵。二是抓实行业党建，住建部门牵头组建物业行业党总支，推动物业党组织应建尽建，鼓励与小区党组织共建联建，实现党员联管、活动联办、资源联享。引导物业服务企业党员带头成立志愿服务队，在固定时段为社区居民提供物业范畴之外的志愿服务。疫情期间，配合社区精准定位居民需求，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免费打印网课作业、日用品代买代送等一系列贴心服务，极大增进了物业和居民之间的感情。

（二）建立部门“合伙人”响应机制，凝聚部门共治力量。面对点、点对点双轨并行，推动部门精准服务社区。一是建立面对点机制，区级层面建立党群服务联动机制，将文旅、医疗、教体等单位吸收为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议扩大会成员，成立“资源库”，根据街道、社区实际需要，精准调配相关资源。区文旅局建设打造图书馆分馆即城市书房8处，区妇幼保健院打造小区医疗服务站4处，疾控中心打造健康小屋19处。二是建立点对点机制，通过区直部门“1+7”帮服行动、“双报到”、选派“红领书记”等方式，建立“部门+社区”一对一精准帮服机制，组建“民生服务队”，累计解决社区民生问题2000余条，选评诉求解决典型案例32个。疫情期间，建立“双报到”工作平战转换机制，89个“双报到”部门1906名党员下沉社区，听从社区统一安排调度，到社区参与值班站岗、防疫知识宣传、核酸检测秩序维护等工作。

（三）深化居民“合伙人”自治机制，激发居民主体意识。秉承用好邻里人、办好邻里事、重塑邻里情的“三邻”原则，把楼道作为加强“家门口”服务微治理的载体，积极搭建自治平台，激发社区治理内生动力。一是推动组织下延。构建“社区党总支—小区（网格）党支部—楼宇党小组”三级精细化网格，通过组织推荐、群众举荐等方式选拔楼长970余名，摸排具有职业爱好特长的自治骨干2200余人，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触角进楼入户。二是推动阵地进楼。利用入户门厅、架空层等公共空间资源，打造142处楼宇会客厅，鼓励居民通过捐献闲置家具、图书、绿植等方式参与阵地建设，全面开展了“自治公约进楼宇、自治项目进楼宇、文化建设进楼宇”等“三进”活动，打造“厉害了！我的楼”等特色睦邻楼道93个，增强了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推动服务到家。积极搭建“家门口”议事平台和服务平台，做实“八点议事会”邻里议事制度，在职党员通过认领“微心愿”、担任自治“红管家”、领办睦邻项目等方式，带动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累计1394名在职党员到社区领办睦邻服务项目、担任红色楼长，3.5万余名党员群众参与微自治。

（四）拓展公益“合伙人”参与机制，树立社会组织服务社区的新导向。建立公益资源和社会组织引入机制，拓展社区承接各类服务资源的渠道。一是“外引内培”吸收社会组织参与。依托“志愿沂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系统，依托平台191支志愿服务团队，为社区打造“点单式”志愿服务平台。积极组建涵盖社区居民、物业职工、爱心企业负责人的红悦志愿服务队，培育社区互助型“微组织”219个，提供志愿服务项目1464个，累计开展志愿服务3400余次。二是“双找双融”吸收“编外居民”参与。针对社区地处核心圈的实际，针对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开展“党员找社区、社区找党员，融入居住社区、融入工作社区”“双找双融”活动，推动小哥群体积极参与社区应急保障、文明创建等志愿服务，及时反馈上传环境、交通、安全等问题线索，2021年以来涌现先锋骑手70余人。

（五）探索商业“合伙人”引入机制，开启商业力量融入治理的新模式。找准社区商业发展和服务社区治理的结合点，探索“社区+商圈”模式。一是社区服务“商圈”。针对商圈小微企业多、个体工商户多、从事商贸营销居民多，党组织设置难、党员管理难、活动开展难的现状，按照“组织一体设置、工作一体谋划、制度一体完善、活动一体开展”原则，依托原社区的人员、场所、经费和成熟党建工作机制，组建“小二班”商圈服务队，累计为商圈开展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商税务证照代办、食品卫生安全业务受理、创业就业援助、紧急医疗救援五大核心服务400余次。二是“商圈”反哺社区。面向商圈公开招募昂立少儿英语等20余家优质商业资源，每周到社区开展低附加收益的公益活动，以契约形式共用社区空间资源，在固定时段将固定的服务阵地指定给固定商业合伙人使用，商业合伙人获得稳定客源，居民家门口享受超值服务，在盘活社区空间资源的同时，全面提升了社区服务功能。

三、主要成效

（一）治理力量多元化，党建格局开放性不断提升。通过“合伙人”模式，统筹、协调辖区内机关、社区、企业、两新组织党建资源，通过契约化合作、制度化激励、常态化平台逐步形成治理结构顺畅、群众有效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扩大了基层党建工作覆盖面，增强了基层党组织活力。

（二）服务力量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通过物业服务、部门响应、居民自治、公益参与、商业引入等机制，既强化党组织的“政治统领”，又吸引了更多的社会组织成为提供服务的主体。社会组织的专业性、民间性、公益性，使得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水平大大提高，党的意志通过社会组织以更加柔性的方式传递到了居民群众。城市社区党组织与物业、居民、部门、公益组织和企业从“礼貌性接触”“感情化维系”到“契约化共建”“双向型服务”，社区“朋友圈”越来越广，统筹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部分“沉睡”的单位、行业、两新组织党组织也被唤醒，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三）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组织搭台、“合伙人”唱戏的模式，推动形成了“党建引领、多方联动”的全覆盖，通过不同的“合伙人”，分层次协调化解矛盾冲突，逐步消除基层治理“盲区”，形成了社区、小区（网格）、楼宇三级党组织服务体系，有力提升了城市管理网格化、信息化、精细化水平。近年来，全区打造邻里会客厅142处，确定微自治服务项目400余个，带动3.5万余名党员群众参与楼宇微自治；组建志愿服务队191支，培育社区互助型“微组织”36个，累计开展志愿服务3100余次；组建94支“民生服务队”，累计解决社区民生问题2000余条，选评诉求解决典型案例32个。

四、启示探讨

临沂市河东区城市社区治理创造的物业服务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公益力量、热心居民以及优质商业资源等五大类“合伙人”模式，以党建带动城市社区治理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改进工作方式，有效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探索。

（一）加强组织整合，形成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社区是构成社会形态的基本单元，要想做好新时代的社区治理工作，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践证明，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合伙人”模式中，社区党组织要更加突出自身在组织体系中的引领角色，牵头搭建各类用于沟通与交流的机制和平台；同时，以社区纵向和横向链条上的党组织为结点，通过构建上下联动、左右贯通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在纵向上形成社区、小区（网格）、楼宇三级联动的体系，在横向上形成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区域党建互联互通的格局，构筑行政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多元行动网。

（二）加强利益整合，构建社区利益共同体。社区事关千万个家庭的切实利益，基层党组织是社区不同主体互动的黏合剂和缓冲带，可以在社区矛盾化解和冲突调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弥合城市社区中不同组织之间的裂缝，促进各方利益的均衡分配，维持社区的稳定和秩序。“合伙人”机制就是建立多元主体间的对话机制，在实践层面赋予了不同群体平等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让社区居民参与到决策和治理中来，让利益主体以理性对话、共治共享的形式解决涉及多方利益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达成利益共识。

（三）加强认同整合，调动共同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社区治理“合伙人”共同参与治理的动力来自哪里？如何调动居民积极性，自觉投入社区治理中去？这是关系到社区治理成败的关键，也是衡量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关键。一方面，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都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生力量，发挥好他们的带头和引导作用，提升社区内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公益力量以及商业群体，尤其居民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认同感，有助于凝聚起人心，并能够确保社区治理的执行力，进而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切实解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和市场多样化服务的需求，从而对社区的各类组织及制度安排进行理解、评价，继而萌发出认同的情感。只有社区组织体系捋顺了，才能调动社区主体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强社区归属感，实现社区组织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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