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协商”迎来新机遇 发挥第三方优势让社会变得更好

编者按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注重从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处涉及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社区治理体系、环境治理体系和大扶贫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于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将是重要的历史机遇。对此，公益周刊将推出系列报道，剖析上海的社会组织如何在新时代中发挥新作用。

“要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被写入十九大报告中。当前，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服务公共决策，已经成为当今各国社会组织行为取向的一个共同趋势。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在上海，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领袖也成为了市、区的政协委员，发挥第三方的优势视角与专业特点，充分挖掘民众需求、反映民意，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参与增强

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意愿强烈 为民“发声”共同推动社会前行

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利益不断分化，很多矛盾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的。在政社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背景下，相关政策的调整也激发了社会组织参政议政的意愿。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推动，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意愿也在不断加强。

近期，有学者设计了“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相关问题”调查问卷，结果显示，90%以上的社会组织成员关注政治现象。而作为社会组织成员，47.46%的人表示“非常愿意”进行政治参与，37.29%的人表示“一般”，13.56%的人表示“无所谓”。可见，社会组织成员关注政治现象，自身具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愿。

然而，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参与政治协商的专业化程度有待加强。例如，政策制定中涉及的专业知识越来越多，如一些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善，就涉及了生态学、水力学等知识，但活跃在其中的环保组织从业者以记者背景居多，虽然在论战过程中，其言论极具感染力，但也有时也缺乏科学依据和专业分析。因此，很多环保组织是通过舆论和社会压力来影响环境问题解决的，而未真正与政府进行对话和协商。

另外，社会组织的理性化程度也有待提高。“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环保组织往往认为自身代表正义和公理，诉求表达较极端，缺少妥协精神，最终导致无法达成共识。”一家环保机构的负责人说。

扩大路径

完善顶层设计增加相关界别 利用专业视角助推解决社会问题

要加强为民“发声”的音量，就要从顶层设计入手。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积极探索在政协中增加社会组织界别。2011年7月，广东省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市、区)政协设立新社会组织界别”。11月，惠州市博罗县在政协换届之际，增设了社会组织界别，产生了来自社会组织的3名政协委员。在此基础上，2012年，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优化代表结构，将代表按行业分成15个大类32个小类，其中，增加社会组织作为一大类，分配全省社会组织类省人大代表名额9个，占全体代表的1.1%，这是社会组织首次正式作为一个类别被列入省级人代会代表类别。

不过，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上海目前还没有“社会组织”界别，但在上海各区，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领袖通过团青界别、社科界别、无党派界别等进入到市、区政协中，发挥社会组织参政议政的作用。

“用‘激动’、‘振奋’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一点也不矫情。”2013年，社会组织领袖吕朝和郭小牧首次当选市政协委员，出身“草根”公益机构的他们，亲历沪上社会组织的从边缘到主流的变迁。不论是政府工作报告对社会组织的关注，还是从业者走进“两会”的现实，都是对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建设参与者身份的肯定。

令郭小牧意外的是，即使是在政协，很多政协委员对于社会工作领域、公益慈善领域仍然不了解。“当时我被问得最多的是，你们是做什么的？谁给你们发的工资？你们是如何生存的？这让我由衷感觉到，作为政协里为数不多的社会组织从业者，确实需要‘发声’。”

在政协会议上，郭小牧明显感觉到，政府部门、商业部门力量强大、表现活跃，但无论来自哪种行业，社会议题始终是大家最关注的领域之一。“社会领域如果落后，会影响整体社会运转，所以无论是‘养老’，还是‘社会治理’，都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而对于这些我们社会组织深耕的领域，我可以积极表达认识，建言献策。”

在2016年的政协会议大会发言上，郭小牧代表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做了《应对城市老龄化构建服务大格局》的报告，获得了在场委员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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