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 “最多跑一地”的安吉社会治理实践

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浙江省安吉县拓展延伸“最多跑一地”改革，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据悉，“最多跑一地”是浙江省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社会治理领域的延伸拓展，是浙江社会治理一次创新，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发展。而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则是“最多跑一地”实践的重要窗口。

4月15日，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王昌荣前往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研。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变矛盾“中转站”为问题“终点站”、变群众“往上跑”为干部“往下跑”、变业务“数字化”为全程“智慧化”的要求，坚持集成创新，加快融入融合，努力将中心打造成现代化社会治理共同体。

全县所有矛盾调解功能整合到一处

在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以下简称调处中心)接访窗口大厅，有10个开放窗口呈环状排布。这10个窗口分别来自纪委监委、信访、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力社保、卫健等部门，整合成信访调处、劳动仲裁监察、人民调解、纪检投诉、诉讼服务、联合接访等窗口。

“这里采取‘1+6+10+N’运行模式，即1个导引区，6个功能区，10个接访窗口，还有调解室、审判庭等N个功能室。目前常驻单位有纪委监委、信访局、法院、人力社保局、司法局、卫健局6家，其他部门根据需求不定期入驻。”中心负责人沈高飞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群众来到调处中心后，由工作人员引领到导引区，根据来访事项进行分析、引流，然后预约叫号，到相关的接访窗口办理业务。沈高飞说，接访窗口一般只负责来访事项的简单答复和登记。如果来访事项需进一步调处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反映事项的性质、种类、程度，将群众引导至矛盾调解区不同的工作室解决。

在矛盾调解区，被细分有信访服务工作室、接访调解援助工作室、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室等13个功能室，涵盖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大体系，有多部门联排、联调、联办的工作机制应对。

“我们引入了律师、人民调解员、‘两代表一委员’、乡贤等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其中有来自各条线的人民调解员8名，这样可以提高矛盾化解率。”沈高飞告诉本社记者。

一站式受理解决群众问题

何玲琴是安吉县昌硕街道石鹰村的村民，4年前，她因政府工作人员违规审批，导致资金被某工程老板诈骗而走上了信访之路。2018年5月，对她实施诈骗的工程老板被安吉县法院判刑4年。之后，安吉县纪委监委依据调查结果对审核把关不严的3名工作人员进行了追责问责。

但对这样的处理结果何玲琴并不满意，依旧不停反映。

去年底，她走进了中心，中心启动了联调联处机制。经过调解，何玲琴接受了调解方案，在《息访承诺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结束了近4年的信访之路，回归到正常生活。

多名调解人员向本社记者表示，新形势下矛盾纠纷越来越多元化，牵扯多个管理部门的事情越来越多，社会治理亟须实现综合化。

而在安吉县调处中心，受理、分类、导办、销案、监督，多部门一同处理，所有环节都在一个地方完成，从而改变了以往群众遇上矛盾纠纷要跑好几个部门甚至“摸不着门”的现象，基本可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也避免了各方推诿“踢皮球”。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方式和矛盾化解的流程、机制正在全面变革。

“我们把到这里的来访群众都视为他们的最后一站，尽最大努力化解他们的困难。”安吉县人民法院驻调处中心的员额法官王文武对本社记者说。

近日，王文武处理了一起法律援助案件。一家物业公司员工驾车撞伤保洁公司员工，双方责任明确，但都因经济困难无法聘请律师，所以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但事情处理并不顺利，最终案件流转到调处中心法院窗口。王文武热情地接待了双方当事人。

“经过调处，案件最终得到妥善处置。”王文武说，这个原本需要跑两个部门的案件，如今双方只跑了一地、跑了一次就解决了。

调处中心实行“谁接案，谁负责；谁负责，谁牵头；给群众提供‘一条龙’服务”工作机制，以彻底解决相关部门推诿扯皮现象。

据统计，安吉县调处中心成立至今，已累计接待群众4000多人次，化解矛盾问题1700多个，化解率达95.3%。

打造成现代化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并非安吉首创。这个探索从2018年底就在浙江一些地方试验，视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去年3月底，建设平安浙江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实现接访、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作为“最多跑一地”的实践，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拓展 。

同年5月下旬，浙江省委政法委出台《关于探索建设县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信访超市）的指导意见》，标志“最多跑一地”改革从地方探索转向规范性的全省实践。《指导意见》要求到年底实现县（市、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县城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逐步提高。

“作为‘最多跑一地’改革的关键举措，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流程再造倒逼社会治理创新，带动形成县、乡、村三级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县域社会治理基本格局。”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朱晨表示。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对“最多跑一地”改革高度重视，他在去年11月26日召开的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上要求，进一步整合力量资源、集成多元手段、大胆实践创新，加快打造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推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为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到去年底，“信访超市”已在浙江实现县级全覆盖。

本社记者了解到，在浙江许多地方，“信访超市”还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如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移动微法院”等信息平台，实行“线上调”“掌上办”“线上线下联动办”等网络化治理载体，为民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远程调解服务，使“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丰富内涵。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陈勇认为，“最多跑一地”改革是将碎片化的社会治理向整体性的社会治理体制转变的重要探索，是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制，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发展，是浙江又一次公共管理创新，

而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看来，“信访超市”是一项接地气的治理机制创新。高效便捷、低成本解决问题，是“信访超市”创新的本质，其精髓就在于对县一级矛盾纠纷和信访处理力量、资源、平台的整合，这是一种常态化整合，不是运动式整合。

杨华表示，学习“信访超市”要因地制宜，要有制度本地化的策略。最终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这是一种有效、管用、经济的治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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