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增长型社会”到“成熟型社会”

内容提要：平成时代，日本从“增长型社会”转型至“成熟型社会”，虽内阁更替频繁，政党轮换，但官僚体制总体运转良好，社会运行平稳。平成时代，日本物价稳定，基本告别“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为“适量生产、适量消费、资源循环型”社会。但是，日本社会也面临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民众心理不安感增强以及“低欲望社会”“地方不振”等诸多困难与挑战。为走出困境，重振日本经济，实现“安心”“安全”“共生”的社会蓝图，日本政府在人口、劳动、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有些已初见成效，有些尚待观察。

关键词： 平成时代 社会转型 成熟型社会 困境 少子老龄化

作者简介：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1989年1月8日，日本昭和时代终结，明仁天皇继位，改年号为“平成”。“平成”这一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的词汇，蕴含着“内平外成”“地平天成”的美好寓意，体现了日本人对新时代所寄予的期望和美好祝福。同时，这一年对世界和亚洲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东欧剧变、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走向终结，世界进入一个国际形势转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新的历史时期。

2017年12月，明仁天皇表达了生前退位的愿望。在平成进入倒计时的时间里，日本多家媒体推出以“平成”为主题的专栏，流露出对平成时代的留恋与不舍。而在中国，日本研究界早在2015年左右就认识到应对平成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行梳理、研究和思考。刘晓峰在《平成日本学论》一文中提出了“平成日本学”的概念，呼吁把平成时期的日本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利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新的学术视点上展开研究。笔者十分赞同这一提法，国际格局变迁、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等外部因素构成了平成日本社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少子老龄化的日益严峻、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低欲望社会”的出现等让平成日本社会困境与危机叠加，令日本民众心理产生不安与失落。针对平成时代呈现出的荣光褪色、繁华不再的种种迹象，日本媒体屡屡使用“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甚至“失去的30年”之说。 

与此同时，针对平成时代的诸多困境与民众心态失衡的问题，日本政府和民间进行了诸多探索与改革，这些无疑对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由于日本在经济、技术、信息、文化等方面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平成时代的日本也是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重要参照对象。可见，对平成时代进行宏观把握、细致剖析和精准解读非常重要，平成时代带给日本人以及日本社会的深刻变化值得探讨。

一、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转型

研究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应将其置于二战后日本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

1926年至1989年的昭和年代如果用“毁灭”与“再生”来概括的话，那么“困境”与“探索”应该可以囊括1989年至2019年的平成时代。从1945年至2019年的74年间，日本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战后改革，使日本从一片废墟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行列，堪称由“弱”变“强”的华丽转身；1989年开启的平成时代，则堪称另一次重大转型，使日本从“增长型社会”转向“成熟型社会”。平成30年间的日本社会，表面看似平稳，内在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特别是三次国内外环境的改变重塑了平成社会：一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强独霸”的局面不仅对国际格局构成影响，也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二是中国虽然在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但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舞台上一直欠缺足够的影响力。直到2010年，中日经济实力逆转，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给日本社会和日本民众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三是平成时代的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逐步减弱。这三次改变对日本的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制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平成时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心理结构均呈现出与昭和后期迥然不同的时代风貌。

昭和后期的日本是一个标准的“增长型社会”，之所以称之为“增长型社会”，是因为其包含了经济的增长、人口的增长、人均寿命的延长、国民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和完善等。例如：1945—1955年是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期；1955—1973年是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期，经济年均增长率达10%，是同时期欧美西方国家的2—4倍；在1968年超越联邦德国后，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由高速转入低速增长时期，但即便经济增长降速，也有年均5%的增长率。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有政府提振经济的政策、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好转、技术革新及设备投资的增大等，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当时的人口结构。1947—1949年第一次“婴儿潮”期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超过了4.3，年均出生人口约270万人。1971—1974年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年均出生人口约为200万人。1950—1970年间，日本的总人口由8411万增长到1.04亿，增长了244%；育龄人口从5017万增长到7212万，增长了43.8%。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地方的年轻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为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输送了充足、优质的劳动力。青壮年劳动人口多、高龄老年人口少、社会保障负担较轻的“人口红利”以及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民间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等有力地支撑了日本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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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和引领作用。第一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团块世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也是战后引领日本消费的主要群体。这要归功于池田勇人政府提出并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大幅提升了国民收入水平，让民众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到70年代中期，日本迎来了消费社会并实现了“富裕社会”，并于80年代进入“高度消费社会”，国民普遍收入水平高，储蓄率高，购买欲旺盛，海外旅行兴盛。凭借“团块世代”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1971—1974年前后出生的“次团块世代”成长起来了，其消费观念开始从注重实用价值的必需品消费向炫耀性的奢侈品消费过渡。

战后，日本的年金制度、雇佣制度、福利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1961年“国民皆年金”制度的建构以及《老人福利法》《母子福利法》《儿童福利法》《生活保护法》等法律的制定，让日本向着福利国家的步伐迅速迈进。《雇用保险法》《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劳动者派遣法》等促进了日本人的就业，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企业工会等日本特色的雇佣方式，在强化家、企业、国的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福利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的建构及不断完善，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了贫富差距，关照了弱势群体，让日本社会趋于平等和公平。同时，均等化的义务教育体系保障了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居世界前列。总之，平成之前的日本，社会差距较小，新中间阶层占大多数，有“一亿总中流”之说，日本国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感到“安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平成30年，日本似乎彻底告别了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人口甚至转为负增长……平成诞生之际，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一年后迎来了泡沫经济的崩溃，之后国际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经济长期不景气、消费低迷等给日本社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因此有“平成不况”即“平成萧条”之说。平成时代的日本在经济上没能继承和延续高速增长时期的荣光，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又被中国超越，下滑到世界第三位。但不能否认的是，平成时代的日本已进入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熟型社会”。1968年至2010年的42年间，日本经济实力一直稳居世界前茅，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科技创新成果。日本的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为10.7%，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5个成员国中排第6位。日本国民受教育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短期大学的升学率从1950年的2%上升为2018年的57.9%，大学本科升学率从1989年的24.7%上升为2018年的53.3%。平成时代，社会保障制度伴随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而不断被修订，特别是其护理保险制度的创设，有效化解了老年护理需求不断增长的问题。同时，也为韩国、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了思路。平成时代，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动漫、流行音乐、游戏等大众文化以其独特的“和风”魅力，成为引领东亚国家大众流行文化的风向标；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高品质的服务每年吸引数千万外国游客到访，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风气和国民素质为世人所称道。平成时代，日本已彻底告别“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入“适量生产、适量消费、资源循环型”社会。平成时代，日本成为全球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先进国家，民众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垃圾分类普及。近年来，“断舍离”风潮的兴起显示出日本年轻一代在探索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他们向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富足和占有欲说“不”，希望在返璞归真的生活中找寻人生的意义。

“成熟型社会”还体现在内阁的频繁更替以及政党轮换对日本社会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构成影响。平成期间共产生了23届政府，诞生了16位首相，除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之外，其他历任首相任职期限长则一年左右，短则数月。1993年，持续38年之久的“1955年体制”崩溃，长期维持执政党地位的自由民主党与作为在野党的社会党的朝野两党格局结束，自民党两度沦为在野党，联合政权多次出现。然而，内阁更替、政党轮替并未带来社会动乱，官僚体制运转正常，社会运行总体平稳。

平成时代，庞大的中产阶级所构成的市民社会不断成长壮大，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社区营造”、养老护理、男女平等、乡村治理等社会活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平成30年间，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日本出现了多元化社会思潮并引起社会运动，例如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右翼教科书、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重启核电”、反对冲绳驻日美军基地搬迁等，其中不乏上万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然而，这些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均有序、克制，并未演变成群体性暴力事件，也没有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称之为“成熟型社会”。

二、平成时代日本社会面临的困境

看起来很美的“成熟型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劳动力匮乏、“地方不振”等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老龄化问题，严峻程度在国际社会首屈一指。然而，这些问题与困境恰巧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型社会”所特有的，即“成长后的烦恼”。

（一）困境之一：日益严峻的少子老龄化

当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维持人口稳定发展的人口更替水平2.1，即被称为少子化。少子化是当今世界多个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表现为出生率不断下降、新生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低龄人口持续减少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平成元年的1989年跌破1.57，当消息公布时，社会各界为之震惊，各大报纸皆用整版篇幅予以报道，被称为“1.57冲击”。2005年，总和生育率更是降至1.26，再次跌破历史纪录。2006年以后，总和生育率虽有稍许改善，2012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4上下的水准，但距安倍政府制定的将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8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2008年，日本的人口总量在达到巅峰后开始转向减少。2016年国内新生儿数量仅为97.7万人，首次跌破100万人。2017年新生婴儿数量又比上一年减少了3.6万人，成为人口统计实施以来的最低值。新生儿数量减少，那么，未来育龄期女性人数势必随之减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迈向更严峻的少子化的步伐似乎很难阻挡。

与此同时，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截至2017年10月，老龄化率高达27.7%。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男女分别为1526万人和1989万人，其中，65—74岁的低龄老人有1767万人，75岁以上高龄老人有1748万人。大城市圈的老龄化现象尤为显著。人口老龄化给日本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例如劳动力减少、经济增长减速、地方经济不振、社会缺乏活力、消费低迷、年轻人负担过重、社会保障制度不堪重负、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长此以往，将影响到日本的综合国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竞争以及科学技术、人才储备等。2017年，河合雅司的《未来的年表》一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该书的封面上醒目地印着这样几排字：2020年，有一半的女性超过50岁；2024年，全体国民三人中有一人65岁以上；2027年，输血用的血液不足；2033年，三户住宅中就有一户为空置；2039年，火葬场不足；2040年,一半的自治体消亡；2042年，迎来老年人口的峰值。 

在世界人口都在“变老”的趋势下，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状况似乎尤为严峻，其带给日本民众的心理阴影是巨大的。安倍首相在2019年1月的新年贺词中，称现在的日本正面临着一场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国难”。“国难”当前，日本如果能克服困境，找到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良方，那将是对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莫大贡献。

（二）困境之二：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

平成时代，虽然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但“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以及中产阶层向中下层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换言之，“中上”富裕阶层增加的同时，“中下”和“下”的贫困层也在增加。社会呈现基尼系数升高、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1998年，“中流崩溃”的话题被广泛议论。2006年，“差距社会”当选年度新语、流行语，“贫困”这一沉寂多年的词语卷土重来，“儿童的贫困”“女性的贫困”“单亲家庭的贫困”“老年人的贫困”一度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2008年被称为“儿童的贫困元年”，2012年日本儿童的贫困率高达16.3%，即每六个儿童中有一个是贫困儿童。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更是占到一半。单身女性的贫困率也较显著，平均每三个单身女性中就有一人陷入贫困。贫困女性多为离异女性、老年女性和未婚母亲。另外，1997—2007年之间，日本人每小时的工资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9%，收入减少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

平成时代多次提高消费税率也对低收入家庭、特别是经济基础脆弱的单亲母子家庭产生较大影响。1989年4月竹下登政府初次设立了3%的消费税，1997年4月桥本龙太郎政府将其提升为5%，2014年4月安倍晋三政府提升为8%，2019年10月还将提升至10%。近几年，“安倍经济学”产生一定效果，日本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就业机会增多，完全失业率降低，但非正式就业依然呈现扩大化趋势。由此可见，曾以“一亿总中流”“收入均等”为傲的日本社会正在下降为机会和结果均不平等的“差距社会”和“下流社会”。

（三）困境之三：地方社会的衰退

平成时期，“地方衰退”“地方不振”“地方创生”等地方社会的话题被广为议论，这与日本人口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平成时代，地方的年轻人口不断向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几个大城市集中，导致大城市人口与地方人口向过密与过疏两极化发展，地域差距不断扩大。据内阁府的调查表明，2010年度人均收入的全国平均线为287万日元，收入最高的是东京都，高达431万日元，收入最低的是冲绳县，仅为203万日元，两者之间相差1.1倍。大城市就业机会多，文化生活丰富，对地方的年轻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另外，首都圈、关西圈、中京圈等大城市圈的普通大学、短期大学、专科学校林立，高等教育发达，也吸引来不少地方年轻人。2010—2017年东京圈净迁入人口中，15—29岁的年轻人占多半，且迁入契机多为大学入学和毕业后在东京圈就职。 

地方社会的衰退表现在：少子老龄化现象突出、劳动力不足、农林水产业衰退、社会缺乏活力等。年轻人口的减少意味着税收的减少，税收的减少又导致地方财政出现问题。一些地方城市功能向郊外延伸，市中心的商业街萧条，城市空心化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支线、公交车相继停止运营，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出行困难，沦为“购物难民”。年轻人口的减少也带来医疗、福利、护理等服务的减少。另外，缺少年轻人使得当地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难以为继。

地方社会衰退与年轻人口、特别是年轻女性人口的减少有着极大关系。据日本民间研究机构“日本创生会议”2014年5月发表的统计表明，到2040年，全日本1800个自治体（市区町村等各级地方政府）中有896个市区町村（49.8%）的20—39岁女性人数将减少一半以上，523个市区町村的人口将不到1万人。倘若这些自治体的总和生育率不提高，将来势必会走向衰亡。一些大城市的城区也因“定居率低、年轻女性少”而被列为有可能衰亡的城区。偏僻的农村、山村、渔村过疏化现象更为严重。老龄化率超过50%的村落被称为“临界村落”，2006年4月的统计数字显示，全日本临界村落为7878座，其中1591座被指恐将“灭绝”。 

  

社区营造中的妻龙驿

（四）困境之四：民众的“不安感”增强

进入平成后，在全球化、信息化、个体化、城市化等浪潮的冲击下，日本社会开始变得令人不安，特别是平成年间自然灾害频发且危害巨大。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2016年的熊本地震以及2018年的北陆大雪、西日本大雨、大阪府地震等，特别是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件至今未能妥善解决，给日本民众心理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以至1995年“震”字入选年度汉字，2004年和2018年“灾”字两度入选。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平成年代发生的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家庭暴力、企业质量造假等，引发日本民众对家庭和社会的信任危机。充满风险的社会与不安的心理似乎印证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言的“风险社会”，他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认为其特征在于人类正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 

 

三、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困境产生的原因

 

进入平成之后，日本社会深陷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相互勾连、互为因果，最终形成了一个陀螺式运转的怪圈：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比率下降→劳动人口减少使得社会负担加重，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低迷→经济形势恶化→贫困率上升→晚婚与不婚现象增加→出生率难以回升→少子老龄化现象加重。因此，日本民众对国家和自身的未来产生悲观情绪，就连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在全球经济秩序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日本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状况仍然严峻。由于看不到清晰的未来，悲观的气氛蔓延。‘未曾有之危机’这一词语被经常使用”。 

（一）晚婚、不婚、不育和“低欲望”

进入平成，在社会多元化、个人主义的驱动下，日本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日本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就业率的提高，使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日本女性四年制大学的升学率从1989年的36.8%上升为2018年的50.1%。随着职业女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不会因结婚或生育而放弃职业。

平成时代，日本的单身家庭数量增加较快。2015年单身家庭数为1842万户，占全体家庭总数的34.5%。其中，单身家庭最集中的年龄段为20多岁的年轻人，特别是25—29岁的男性，单身的占30.6%。单身家庭的增多不仅带来诸如失业、生病等人生高风险的问题，容易导致贫困，也带来生育率低下的问题。同时，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对恋爱不积极，晚婚或不结婚倾向显著，平均初婚年龄处于上升趋势。2015年，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1.1岁，女性为29.4岁，与30年前的1985年相比分别上升了2.9岁和3.9岁。与此同时，平成时代的婚姻件数持续减少，终身未婚率急速上升。2015年，有23.37%的男性和14.06%的女性终身未婚。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终身未婚率更高。晚婚直接造成了晚育，2015年日本女性在生育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孩子时的年龄分别为30.7岁、32.5岁和33.5岁，与30年前的1985年相比，分别上升了4岁、3.4岁和2.1岁。一些夫妻因为结婚太晚，干脆不要孩子，更加剧了低生育率现象。

平成时代，日本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变化除了体现在不结婚、不生育之外，还体现在不消费、低消费和低欲望方面。相较昭和后期的“消费社会”，有日本学者将平成时代称之为“后消费社会”。近年来，日本的家庭总消费支出呈下滑趋势，内需紧缩严重。总务省每五年实施的“全国消费现状调查”显示，家庭外出就餐、购车、买衣服等“平均消费倾向”均明显减少。2018年总务省的“家计调查”显示，两人以上的家庭每月平均花费28.73万日元，已连续五年减少。2009年全日本的百货店营业额连续13年下降。从服装消费来看，2005年人均消费为5057日元，2011年下降到4273日元，2016年再度下降到4225日元。与昭和后期一味追求奢华高端品牌的消费观念相比，平成时代的消费观转向了理性消费和个性消费，价格亲民、低调朴素的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快速时尚品牌普遍受到欢迎。年轻一代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不想参与社会竞争，对物质的欲望较低，消费动力不足，不愿意背负房贷、车贷。2000年以后，在居住方面，选择合租房间、共享生活空间的年轻人在增加。如果说平成之前是“团块世代”奋发有为、引领消费的时代，那么，“低欲望世代”的登场则带来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消费观念的变革，令平成时代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团块世代”陆续进入晚年并引发护理问题

当今世界不少国家正面临老龄化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老龄化率较为严重。日本是世界第一长寿国，2017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7.26岁，男性为81.09岁。在世界卫生组织（WHO）2018年的统计中，日本以84.2岁的人均寿命居世界首位。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峻的国家，老龄化率高达27.7%。随着老年人不断增多，需要护理的老年人的数量也随之增多。截至2017年10月1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515万人，占总人口的27.7%，其中，65—74岁“低龄老年人”为1767万人，占总人口的13.9%，75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为1748万人，占总人口的13.8%。高龄老年人的增多，意味着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增多。被认定为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在2000年是218万人，之后每年增加，2015年超过600万人。另外，患认知症的老年人数量也在不断增长。2012年患认知症的老年人有462万人，占65岁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5.0%，即七位老年人中有一人患认知症。 

造成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医疗技术、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随着新技术和新药品的研发以及新型医疗器械的制造，一些困扰人类多年的疑难病症被攻克，极大地促进了平均寿命的延长。二是总和生育率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低生育率导致14岁以下少儿人口数量和所占比重减少，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三是国民收入水平上升，营养价值高的食品普及，国民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老年人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促进了人均寿命的延长。另外，日本人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都对长寿有帮助。四是“国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2007年开始700万“团块世代”人口陆续退休，进入老年行列。他们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主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批老年人在医疗护理、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需求持续增加。这就意味着“团块世代”将从一直以来支撑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力量，转变为需要接受医疗、护理和福利服务的群体。据测算，到“团块世代”的老年群体进入超过75岁的高龄老年阶段的202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35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7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占全日本人口的18.1%，达到2179万人。65岁及以上患有认知症的老年人将达到470万人，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2.8%。这些原因造成了日本的老龄化现象比其他国家要严峻得多。

（三）支撑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制度出现问题

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及社会发展，曾经令民众安心的社会保障制度、雇佣制度、教育制度、税收制度等均出现诸多破绽。

首先，传统日本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依然占据主流，只不过这种性别分工模式被予以现代化的外表包装，“由工薪阶层的丈夫和家庭主妇的妻子以及两三个孩子组成了日本现代家庭”，他们首先属于“标准家庭”。在此之上，雇佣制度、纳税制度、养老金制度等关系日常生活的社会机制都建构在这一前提之上，并形成了现在的社会模式。性别分工模式造就了日本女性的“M”型就业模式，也成就了日本男性将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与企业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职业生涯。男性作为“企业战士”勤奋工作、忍受长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女性在结婚后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出于对日本经济不断增长、家庭收入不断增加的心理预期，战后日本的离婚率得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在较低水平。

男女性别分工模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架构与平成以来的低生育率有着很大关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日本双职工家庭的数量已超过专职主妇家庭的数量，但建立在专职主妇家庭模式之上的福利制度、税收制度、雇佣制度等制约了女性的就业，造成女性在育儿与职业之间的两难选择，也降低了她们的生育意愿。还有为数不少的女性以生孩子为契机离开工作岗位，导致职业生涯中断。

其次，曾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趋于崩溃。平成元年，正式雇用劳动者占到全体劳动者的80%，之后受经济影响，不少企业缩减正式员工，稳定的正式雇用岗位逐渐被低工资、低保护、缺乏安全感的非正式雇用所取代。应届毕业生遭遇“就职冰河期”与“超级就职冰河期”，找一份全日制工作十分困难，只能采取“非正式就业”，从事小时工、临时工、“飞特族”、“派遣社员”等非正式工作。总务省《就业基本结构调查》显示，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为1911万人，2018年增长到2120万人。非正式员工工作不稳定，工资只有正式员工的63.9%，且缺少上升空间。由于不是全日制正式员工，经济难以自立，一些人不得不与父母一起居住，沦为 “结婚难一族”。一些人由此丧失了对婚姻和未来的期待。非正式就业问题不仅拉大了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也加剧了少子化的严峻程度。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问题频现。随着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增多，年轻一代负担愈加沉重，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拒绝加入“国民年金”或滞纳社会保险费，令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另外，2007年社会保险厅5000万份养老保险记录遗漏，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以及2015年黑客入侵导致大量信息外泄等，令日本民众对养老保险失去信任。

 

四、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探索与应对

 

针对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多重困境，历届政府都在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社会各界也进行了多种探索和改革。2009年6月15日，在首相官邸召开的“实现安心社会会议”明确了政府要在就业、育儿、教育、医疗、护理五大领域构筑让民众安心的社会制度。《面向安心与活力的日本——实现安心社会会议报告》指出，21世纪日本国家形象的目标就是通过“安心社会”与“共生贡献”来实现一个可信赖、有活力、多元共生、支持奉献的“安心”与“活力”的社会。2015年，安倍政府提出了“一亿总活跃社会”的发展蓝图，具体目标就是实现一个安全、安心、包容、有保障、有活力的社会，让包括女性、老年人、残障人士在内的每个日本国民都保有尊严，拥有劳动机会，在家庭、地域社会或工作岗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营造让民众安心的社会

针对平成时代日本人普遍的不安全感，日本政府致力于打造的“安心社会”具体体现为：对国民的劳动予以公正的回报，让家庭和地域社会之间紧密联系，让劳动与生活互为支持。换言之，就是构筑一个让国民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安心孕育和养育子女、安心养老的社会。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安倍是这样阐述的：“我们要向承担未来的孩子们大胆地投资，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成为包括孩子们到工作着的一代、再到老年人的整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安心的全年龄段型的社会保障制度。” 

进入平成后，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子以及缓解双职工家庭与职业的冲突、完善育儿支援体制的政策与措施，如1994年的“天使计划”、1999年的“新天使计划”、2007年的《工作与生活和谐宪章》等。另外，政府还对《儿童福利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针对儿童入托难问题，2017年安倍政府提出了“育儿革命”的口号，增加了保育设施，并承诺到2020年彻底解决“待机儿童”问题。2019年4月开始提高保育人员的工资待遇。

针对老年人对养老护理的担心与不安，平成时代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法律，并根据时代和社会变迁对既有制度进行修改。例如：《高龄者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黄金计划”，1989年）、《老人保健法》等福利相关八法的修订（1990年）、《新高龄者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新黄金计划”，1994年）、《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年）、《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NPO促进法”，1998年）、《社会福利法》（2000年修订）、《护理保险法》（2000年实施）、《推进认知症对策的综合战略》（2015年）、《高龄社会对策大纲》（2018年）等。值得一提的是《护理保险法》由政府、社会保险和个人三者共同承担费用，将护理制度从一种社会福利制度转变为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为了回应大多数老年人希望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养老、接受医疗和护理的愿望，积极推进地域综合关怀体系的构建。针对养老护理机构工作人员辞职率高的问题，着手减轻养老护理从业人员的负担，改善其待遇，提高其社会地位，确保日本拥有足够的护理人才。另外，针对护理人手不足现象，2015年3月6日，新设“护理”的“在留资格”，允许在日本取得“护理福祉士”资格的外国留学生在日本国内养老机构从事护理工作。同时，在技能实习制度中承认护理一职，对技能实习生打开了从事护理工作的大门。日本政府还加大了对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希望将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信息通信技术（ICT）等能在日常对老年人的照顾上发挥作用，借此弥补护理人员的不足。

（二）挖掘潜在劳动力，释放地方活力

日本政府认为，“‘安心社会’与‘共生贡献’是日本驶向21世纪的两个车轮，要以‘安心’支撑的强大经济为亚洲和世界做贡献，同时，要与亚洲、世界共生，必须要增强日本国家安全感。”针对劳动力不足的困境，提出“改革劳动、促进女性更加活跃、灵活使用外国人才”等政策。日本政府希望构建的是“让年轻人、女性、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在内的有劳动意愿的每一个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安心工作，过安定生活的社会”。这种可持续的“全员参与型”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挥女性的潜在劳动力，弥补劳动力的不足。1985年制定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1991年制定的《育儿休假法》（后改为《育儿护理休假法》），在法律上保障了女性工作和育儿休假的权利。2015年8月28日，为了促进和发挥女性在职业领域的积极性和能力，国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女性在职业生活中活跃的法律》（简称“女性活跃推进法”），具体目标是：育儿休假延长至三年，“待机儿童”人数降为零，女性管理职位比例升至30%。“让每一个女性都焕发光彩的社会”是安倍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也是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重要支柱。

二是延长退休年龄，促进老年人再就业，让健康老年人充分发挥其能力，实现其人生价值。《高龄者雇用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继续雇用有工作意愿的员工至65岁。据厚生劳动省2015年的《高龄者就业状况》显示，为65岁以上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的企业达到72.5%，为7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的企业达到20.1%。近年来，日本政府还鼓励那些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在社区发挥作用，支持老年人创办社区食堂、育儿中心、儿童放学后的看管中心等，既满足了社区居民的需求，又能发挥老年人的余热。

三是改革既有工作方式，让社会焕发活力。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带来的育龄人口减少，以及家庭与工作两难的困境，2018年“工作方式改革”全面铺开。此举纠正了日本企业长时间工作的弊端，贯彻了同工同酬的方针，扩大了就业机会，挖掘了妇女和老年人的潜在劳动力，释放了劳动意愿。从推行的效果来看，工作方式和雇佣制度改革已初见成效，2018年平均完全失业率为24%，是26年来的最低值。 

四是促进地方社会的活跃。平成之初，竹下登政府为应对老龄化以及人口减少导致的地方衰退，出台了振兴政策“故乡创生事业”，向全国自治体提供了一亿日元的资金。第二次安倍政府针对“东京单极中心过度集中”的问题，提出了“地方创生”的政策，鼓励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吸引人才，让更多优秀人才流向地方，增加地方的活力。同时，支持城市老年人到地方养老、居住，实现大城市和地方社会均衡发展。

（三）完善“公平”与“包容”的社会制度

NGO“难民救助会”

针对平成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非正式雇用劳动者群体增大以及中产阶级向底层流动的趋势，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力图构建一个公平与包容的社会。具体而言是采取措施，将包括残障人士、贫困者、单亲家庭、外籍劳动者、性少数群体等在内的弱势群体，从孤立无援的境遇下解救出来，使之全部纳入福利制度之中。概括起来，完善公平与包容的社会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社会弱势群体予以保护和支持，切断贫困的代际连锁。针对相对贫困问题，日本政府在原有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谋求构筑一个包括生活保护制度、就业保险制度在内的安全网。为生活窘困者提供生活保障费；对收入达不到一定水准的群体（年收入在270万日元以下）在所得税、住民税上给予减免，并相应减免其国民年金、国民健康保险的缴纳额。2002年8月公布的《支援无家可归者的自立等相关特别措施法》,对无家可归者的自立予以支援。2005年开始，启动了旨在帮助生活贫困者自立的“自立援助项目”。2013年5月，政府通过了《生活保护法》修正案（2014年4月实施）。2013年12月通过了《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法》，2015年4月开始实施“生活窘困者自立支援制度”，在全国范围设立了对生活困窘者的咨询窗口，并配有专门的支援人员，对单亲家庭子女和贫困家庭子女提供援助。针对贫困儿童有“儿童抚养津贴”“儿童教育津贴”等。2013年6月众参两院通过了《关于推进儿童的贫困对策的法律》（即《儿童贫困对策法》，2014年1月17日实施），2014年8月通过了《儿童贫困对策大纲》。民间也配合政府开展了积极的行动。2012年，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免费或低价饮食的“儿童食堂”走进大众视野，经营者有NPO法人、民间团体以及个人等。2019年10月起，将对有3—5岁儿童的全部家庭实施免托儿费，对有0—2岁幼儿的已免除居民税的低收入家庭实施免托儿费。2020年4月起，将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学费等减免制度，向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发放无须偿还的补贴型助学金。此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收入家庭的育儿困境和子女接受教育的困难，显示了政府力图切断“贫困的代际连锁”的努力。

二是贯彻同工同酬，关注和保护非正式就业者。2015年修订的《劳动者派遣法》，原则上禁止雇用时间在30天以内的短期派遣，以期保证派遣型劳动者可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就业环境，缩小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为有就职意愿的劳动者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扩大劳动者职业的上升空间，改进职业能力评价制度，促进非正式就业者向正式就业者的流动。

三是以包容和公平的态度对待外籍劳动者。大多数外籍劳动者社会地位较低，待遇低，工作强度大，经常发生“失踪”现象（到工资更高的地方就职）。另外，工作环境不安全，人身伤害事故频发。在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之下，针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一直在探讨引进外国人力资源的问题。2018年12月《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简称《入管法》）修正案在众参两院通过，该法案以护理、建筑、农业等14个行业为对象，从2019年4月起新设两种“在留资格”，向外籍劳动者有条件打开了大门。据日本政府预计，该制度生效后，未来五年将吸引约34万外籍劳动者进入日本。外国人在日本工作、生活、子女接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否获得与日本人同等的权利，考验日本政府的施政水平以及日本社会是否公平和宽容。这需要日本政府、自治体、企业、市民团体相互协作，共同营造一个多文化共生的社会，即“拥有不同国籍和民族的人们彼此认同各自文化的差异，作为地方社会的一员，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并共同生活”。

（四）探寻“多元协作”的治理模式

以1995年阪神大地震为契机，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及时有序开展的救援工作获得了日本政府的认可，并直接促成了1998年《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的颁布。此后，非营利组织（NPO法人）大量涌现，在日本的福利、教育、环境、社会治理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和改变着战后以来中央集权的“官民型”社会。进入21世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市民团体、社区居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互助、互动关系——“协动”。

“协动”即“多元协作”，指的是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组织为了达成一致的社会目的，在保持各自资源、特性的基础上，以平等的立场协力共同采取行动。“协动”主要包括以下要素：各个主体享有共同的目标；主体自主、自律与平等；为了达成目标，各主体之间各有偏重，相互弥补；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求同存异的原则，相互尊重各自特点，达成目标。进入2000年以后，不少地方政府表现出积极改善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姿态，一些自治体制定了“协动推进条例”“协动指针”“协动推进方针”“市民活动支援条例”“社区营造条例”“自治基本条例”等。有些自治体还增设了“协动推进课”“市民协动课”等。更多的是在政策、措施中增加了以非营利组织为对象的内容，向市民提供各种非营利组织的信息，为市民团体活动提供场所，促进市民和非营利组织对社会治理的参与。

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多元协作”通常表现在：政府负责制定规划，通过委托事业、发放补助金对非营利组织的活动予以资助，也有采取共同举办活动等方式。另外，通过人员之间的交流、人才派遣、提供设施设备等方式，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进行合作和互动也比较常见。非营利组织也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分析和专门知识，并及时向政府提案并监督政策的实施。

“多元协作”推动了日本的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为社会治理寻找到一条稳妥的途径。近年来，日本各地积极探索如何通过“多元协作”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治理。例如，千叶县柏市东京大学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与都市再生机构合作，通过改善居家养老的社会环境，构筑地方关怀体系，开始了“长寿社会的社区营造”事业。西淀微笑网络（NPO法人）为了消除年轻母亲们在育儿上的不安，在当地区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区政府内设置了亲子交流的场所，定期举办育儿讲座，提供育儿信息，受到育儿家庭的欢迎。“多元协作”发挥了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大学、志愿者以及居民的积极性，为平成日本社会问题的解决寻找到了一条出路。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平成日本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有些是后现代国家所共通的，如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些则是日本社会所特有的，如“团块世代”、低欲望的年轻一代、男女性别分工模式、非正式就业等。整个平成时代，日本的政治家、官僚、学者、媒体人都在思考如何走出困境，如何让日本在实现了战后辉煌之后走向另一个辉煌。针对看起来前景似乎不太光明的未来，安倍首相发出了要让日本重归强大的宣言，希望能让日本重拾自信。2018年12月12日，安倍首相在答记者问时说他本人选了“转”字作为年度汉字，希望2019年日本迎来一个大的转圜。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新年号为“令和”，这一取自《万叶集》的年号寓意严冬即将过去，温暖的春天就要来临。进入令和的日本迎来一连串喜事，如2019年大阪G20峰会、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2025年大阪世博会……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对奥运会和世博会寄予厚望，希望能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那样为新时代的日本经济和社会注入一针强心剂。

令和时代，“安心”“安全”“共生”“活力”的政策和措施能否消解日本民众的不安与不满，让他们重新拥有梦想与希望？日本能否重振信心，去实现一个政治透明和清廉的社会，一个和平稳定和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一个有利于年轻人结婚和育儿的社会，一个能发挥现有科技、研发、创新等优势，焕发经济活力并解决日本困境的社会？同时，在历史问题上日本能否与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实现和解，并在互利互惠基础上争取更大的合作空间？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令和时代日本的走向，也考验着日本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

平成已成既往，不管我们如何定义这个时代，平成时代日本所面临的困境、在困境中的挣扎、应对以及探索都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遗产，特别是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出现之早、发展进程之快、程度之深是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堪称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之难题。因此，其解决方策对于东亚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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