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从总体上把握乡村振兴战略

目前，乡村振兴问题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但是在如何理解乡村振兴的问题上，差异很大。这就提示我们要在认识论层面、方法论层面，进行全局性的思考、前提性的研究。

从总体上把握乡村振兴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个关系到这个重大战略在实践中能否顺利推进的方法论问题、前提性问题。从总体性出发主要是指在认识论上，我们必须十分自觉、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城和乡本来就是一体的。哪怕是在二元结构最为典型、最为牢固的时代，城和乡也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因此在思想认识上，首先要将被搁置的整体性找回来，要在自觉的总体性原则下开展研究分工和具体工作。这种总体性的要求也正是战略的本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研究农村要有县域视角，在县一级这个总体概念里再去区分城和乡没有必要。在这里，农村、乡村、乡镇、村庄这四个概念，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从目前情况看，在部分人的头脑里，这四个概念的涵义是模糊的。特别是只要一讲农村，一讲乡村，就认为都指的是村庄。

对于县域而言，从总体上思考乡村振兴问题，就是要把一个县域作为一个推进单元来考虑工作的整体布局。这样就必须从县域的实际出发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如何认识一个县域的城市化率的问题。我们以寿光模式为例来加以说明，以引起大家的思考。城市化率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进步的非常重要的指标。目前，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统计城市化率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常住人口，一个是户籍人口。最近我们团队在着力研究寿光模式问题，我们发现寿光的城市化率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都可能存在误差，都有可能低于实际上的城市化率，而这个指标的高低直接涉及对寿光乡村振兴问题的评价。

所谓的户籍城市化率，大部分是居民靠城市的行政区划被“城市化”。我们在基层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城市化率的提高可能与行政区划的调整有直接关系，一个地区由于区划的调整将乡镇改成了街道，农村人口就变成了城市人口，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变，只是因为行政区划发生变化而被城市化了，村民变成市民了。所以好多地方城市化率提高，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也就是城市户籍人口增加了，农民就地变成了市民。纯粹因农民职业的变动而真正进城，从而将户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变成市民的数量将可能要远远小于上述情况。即便是把因行政区划就地城市化的和纯粹将户口迁移到城市去的这两种情况都加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寿光的城市化率，恐怕也远远小于它的实际城市化率。就是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大概其城市化率也会小于实际水平。当然了，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有效的实证研究，准确的结论是要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才可靠，但是，直观的感受确实如此。为什么呢？

去过寿光的人都会感觉到，寿光的城市不太像个县城，城市扩张规模很大，很多农民都在城里购置房产，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城里生活，但是由于他们户口还在农村，生产场所也在农村，村庄保留完好，所以出现了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生产生活的二元化”。在城里生活，在农村生产，寿光的农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在城里生活在农村大棚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生产车间”里工作的“农业工人”，原来住的村庄就变为从事农业这个职业的“宿舍区”，而原来耕种的土地都被高档智能温室取代，高档智能温室就是他工作的车间。目前，寿光搞了18个高档智能温室示范区，这些示范区都由专门的管理公司管理，完全是工厂化运作。这种工厂化运作是发展的趋势，短期内不可能消失，原有村庄的“社区化”和原有大棚区的“工厂化”同时强化发展。未来的趋势就是这“两化”进一步融合发展所形成的“全域城市化”。寿光的县城作为市区不可能无限制扩张，但寿光农村里的村庄却会作为农业工厂的“宿舍区”永远保留。

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研究它的城市化率？我们的乡村振兴政策又应该如何来制定？恐怕只能从总体上考虑问题，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如果再考虑深层一点，这个问题反映在哲学层面，可能就意味着寿光确实走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个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对于思考中国道路又将有什么启示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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