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建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表明已经创造百年伟业的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的历史坐标、中心任务和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普遍进程在中国语境下的成功范例，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绚丽华章，它的成功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人类文明的全球性潮流。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共产党肩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使命登上历史舞台后，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书写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重要篇章。

过去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驱除外侮，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为融入现代化全球进程并在这一潮流中探索独立自主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如火如荼开展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建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后，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开展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投身现代化浪潮的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世界性进程中上下求索，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在何处？就因为它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顺应历史进程、融合文化特征、探索比较优势、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出的一条独立自主、兼容并蓄且具有内源生长性和外延适用性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普遍价值，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现了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现代化进程和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跟跑者”逐渐向“并跑者”“领跑者”跃升，中国式现代化越发显示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更是世界的现代化，它是中国贡献给人类的重要公共产品。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世界，具有双重价值。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成功典范。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困，通过全体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通过永远在路上的体制机制创新，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全球五分之一人口过上富强、民主的现代化新生活。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也是足以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的辉煌历程。

进一步说，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既有鲜明的中国国家属性，也体现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我们可以从“认知对比镜像”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我们既可以从时间维度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过去和当前一些历史经验和发展模式进行比较，从而对未来作出相应的预测与规划，也可以从空间维度出发，以先发国家和邻国一些特殊或普遍的历史经验为参照，刻画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在这里，我们从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出发，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新在何处，认清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先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区别及其重要理论与实践贡献。

共同富裕至少包括“富裕”与“共享”两个层面，这也是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目标之一的题中之义，它与财富积累和财富较为均衡分配紧密相关。在这两大领域，战后已形成与之对应的两大结构性理论范式：一是用于解释东亚国家崛起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二是用于解释西方发展的福利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用于解释财富的积累与发展，第二种模式用于解释财富的均衡与共享。上述两种制度政策模式在现代化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分别对东亚崛起和西方繁荣作出过重大贡献，但都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制度缺陷和不足之处，留下了批评与反思的系统认知空间。共同富裕制度政策体系形成的时空环境与两种先发模式已经有了显著区别，两种先发模式建立于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而共同富裕产生于工业化快速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人类已经踏入数字时代的门槛。不同时空维度和社会形态决定了共同富裕制度政策与上述两种模式的重要区别。从概念修辞、逻辑语义、功能聚焦和制度性目标来看，发展型国家和福利国家都呈现出单一功能性系统的特征，分别将现代化目标“窄距化”为单一目标——经济发展或福利保障，而共同富裕制度政策则是多目标复杂体系，它包含的功能性和制度性目标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安全等多个社会子系统和子场域，同时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橄榄型社会结构构建、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绿色发展、文化发展和数字化发展等多元复合目标。值得指出的是，共同富裕制度政策的数字化、可持续性取向，反映出21世纪不同于20世纪的鲜明时代特征与数字时代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目标转型。

总起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否弃西方早期“羊吃人”的现代化道路，而且超越了战后东亚发展型国家和西方福利国家这两种分别致力于财富积累和财富较为均衡分配的发展模式；不仅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重要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而且在数字时代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成功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超越人类既有现代化模式的新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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