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页面

首页 > 治理要闻 ​加快城乡融合,探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加快城乡融合,探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城市规划与城市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环节是城市内部治理,同时城市治理不应局限于城市内部,要在城乡间、区域间联动,从都市圈、城市群等跨区域层面联动治理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人口等各类要素向市域聚集,市域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凸显。

“中国需要深入探索符合城市特点和规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子,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可持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为基层赋权、减负、增能的强大合力,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徐飞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2秋冬论坛上表示。
把城市、乡村进行合理的统筹建设和治理,已经成为新的时代要求。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长(联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毛其智表示,在经济全球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时,疫情也为经济转型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新内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萌生了新的经济形态,积蓄着城乡发展的新动能。

上海的市域治理样本

目前,上海市在2035年的城市规划中已提出,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等目标。此外,本次规划中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和韧性城市概念。

此次上海总体规划里也提到了城市更新的目标。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城市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郑时龄认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重要。在城市更新中,既要建设看不见的和谐,也要建设看得见的和谐,近年来上海15分钟的生活圈,让百姓感受到温度、感受到看不见的和谐。

郑时龄指出,上海从2000年开始,把发展城市建设的重点由原来的中心城区投向了郊区。上海现在的五大新城都是独立节点的城市,包括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奉贤新城以及南汇新城,希望按照人民城市的建设目标来进行发展。
为了上海世博会,上海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促进了交通体系和城市服务体系发展,也把黄浦江的两岸缝合,将黄浦江沿岸的工业地带转变成居民的生活地带。其中徐汇滨江在黄浦江的上游,从2004年开始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艺术中心。北外滩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地带。

郑时龄总结,城市更新既有润物细无声的绣花针式的更新,也有整个地区的功能转换的更新。上海注重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上海规划中有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市区12片和郊区3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划定了保护的红线。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一字之差体现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治理“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到了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国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

梳理上海社会治理40年的变迁,李骏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1996年城区工作会议以前,党、政、社不分,那时叫总体型社会。1996年之后开始分叉,上海最先发力的就是行政资源,因为上海现代化的行政官僚体系力量比较强。2004年之后进入第三阶段,上海做了一系列创新,比如说楼宇党建、区域化党建等。进入第四个阶段,党政社齐头并进,社会力量开始发育和壮大。

李骏认为,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治理必须精细化。基层社区千差万别,治理工具应该是分类的。每个社区的禀赋不一样,治理方式就不同。比如,紫金社区位于上海五里桥,党员占比非常高,治理特色就是搞党建,搞入户工程。古龙山村是闵行的社区,它的特点是老年人口占比低,整个社区年轻化程度高,文体团队数量多达24个,治理的特色就是白领自治。黄浦新苑的特点是退休的人活跃在文体团队当中,有行政级别的比例明显更高,他们就形成了所谓的“长老治理”模式。华院社区是在华阳街道,老年人占比高,低保户数最多,所以就做凝聚力工程,做群众服务。

然而,上海的社会治理跟国际一流城市相比还存在差距。首先,上海的社会治理成本过去一直比较高,靠大量的财政投入,但是对政府之外的资源开发不足。比如上海社会组织数量不少,但很多的社会组织其实是街道孵化和包办的,上海对社会治理的认识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四化”要求下,上海急需解决长期存在的短板问题,就是行政化力量太强,社会活力如何迸发的问题,但是同时要保证秩序的平衡。其次,在今年上半年的上海封控期间,大家对上海的社区治理发出疑问。上海需要在这个反思过程当中夯实全过程治理,体现民主协商的方式策略,才能够达到治理的效果。治理组织、机制如何建立在法治轨道上等等。

 城乡治理的难题待解

 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在发展的总体基调。在此基调之下,怎样进行社会治理?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讲席教授张学良指出,城市规划与城市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个关键环节是以城区为重点的城市内部治理,另一个关键在于城市治理不应局限于城市内部,而要在城乡间、区域间进行联动,从都市圈、城市群等跨区域层面联动治理。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叶超认为,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城乡发展问题有两大特征。一是超流动性,二是不稳态。超流动性可以从“一普”到“七普”的数据变化中看出。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进程意味着每年大概有几千万的人口从乡村到城市,还有很多农村人口转化成城镇户籍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注意到家庭的户均人口规模,从最早的每家有4.33人,到现在每家不足3口。当不足3口之家的数量出现的时候,让人们不免对社会稳定性产生忧虑。
他表示,不要把乡村单独看待,而是要把城乡联系起来,把城乡和区域联系起来,把城乡区域和整体国际上的状况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全面振兴乡村。“中国式现代化格局经历了城乡差别、对立、平衡、协调、定向、融合迈进的不同阶段,中国亟待把握格局态势,转变治理的逻辑,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尤其对于乡村振兴来讲,要释放广大内陆地区和乡村的活力。”

如何才能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教授、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看来,关键是要坚持十九届五中六中以来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而新发展理念再归结就是两个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现在人民群众在住房等领域还有不少难题,因此,有必要改进住房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住房更多的是背后看不见的社会网络、社会空间、社会资源。
陈杰建议,从治理角度来说,首先要有理念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组织的现代化,当然还有

各种的生产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等匹配的技术,都是要去探讨。中国不仅要避免住房的两极分化,缩小城乡差别、地域差别、阶层差别,还要探索生态环保、保留民族特色等更高层次的发展。他提出,在住房领域,中国可以借鉴农村土地的改革,实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三权分置,让住房财富能流转起来,让资源更加有效地周转起来,让财富能推动年轻人的发展。

文章来源:https://www.jicengzhizhi.com/2022/1205/21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