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严峻！如何提升疫情防控治理能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对近期疫情作出最新研判指出，3月中旬以来，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措施有效落实，此前疫情较为严重的5个省份中，广东、山东、河北等呈现出向好的趋势，但上海和吉林疫情仍处于发展阶段。上海市疫情处于高峰期，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9万例，发生了较多的社区传播，并外溢到多省多市，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吉林省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6万例，长春市疫情持续进展，仍处于高位。吉林市主城区疫情波动下降。

 当前，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快速增长，部分地区社区传播仍未阻断，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应如何提升疫情防控治理能力？一起来看。

3月26日，在吉林市船营区大东街道一核酸检测采样点，工作人员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采样。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如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疫情越紧急，越能考验出地方的“应急能力”和“平时功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吕德文在《国家治理》周刊刊文指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是大城市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从历史规律看，灾害治理往往都是以“战时状态”加以应对的。“战时体制”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却对运转要求比较高。如果常规治理体系没有做好足够准备，则城市应急治理容易陷入常规体制停滞、“战时体制”失灵的双重困境。因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城市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一，进一步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建议在完成应急队伍整合，组建应急管理部门后，重新组建城市应急管理委员会，由市政主官担任负责人。市政主官可以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定性、处置。应急管理委员会则需日常统筹储备的应急物资、配置应急队伍、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并定期不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应急思维和底线意识应该渗入到日常管理全过程，赋予市政主官足够的应急决策权。在应急决策中，要尊重科学，充分听取专家意见，但要注意技术建议不能代替政治决策。一旦出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市政主官经过民主集中制可以作出必要的应急响应。

第二，完善大城市“战时体制”建设。“战时体制”是应对特别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必要措施。“战时体制”作为一项特殊的市政体系，前提是保证城市正常运转，因此，要对常规市政体系重组，实现市政权力的集中化、治理目标的单一化、治理资源的计划化、社会生活的管控化，具体建设任务包括领导机构、物资调配机制、协同作战机制、宣传发动机制、监督反馈机制等。

第三，夯实基层动员和防控体系。建立统一的基层应急动员教育体系，整合国防动员、消防演练、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建立完备统一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在粮食储备制度基础上，加强医药卫生、应急救援等物资储备制度建设；加强村和社区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群防群治和群防群控体系。另外，需要重视培育上下同心的战斗作风。应急状态和战时状态是一个特殊体制，既需要铁的纪律，更需要上下同心的战斗作风。

此外，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在《人民论坛》刊文指出，要从三大方面推动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建设。

第一，构建韧性城市治理的“权责体系”。要在党组织领导下，构建体系完整、衔接有力的风险防控组织体系，特别是首先做好“党政部门的内部整合”，将以往“单灾种导向”“分门别类、各负其责”的部门协调融入应急管理组织架构中，拟定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工作职责，细化各主体在应急中的职责清单与合作机制；要推进编制资源向基层倾斜，提升基层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二，完善防控一体的全周期管理机制。在城市风险应对中，既要“防”字当头，常态化开展城市风险隐患排查，完善风险防控的多样化空间基础和风险预警业务体系，加强风险灾害预防演练；又要“控”字有力，完善风险应急预案体系，重视“平战贯通”“平战转化”的机制设计，出台措施鼓励干部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担当作为，完善风险管理的调查、倒查机制，对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的责任人严肃问责，既要防止问责不力，也要防止问责急就章、泛化。

第三，推动全环节智能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首先，加强大数据信息感知系统建设，建好城市智慧平台，推动城市地上地下空间、社会公共安全数字化管理和一网统管；其次，建好大数据预测系统，在获取大数据信息的基础上精准预测各类风险；再次，做好风险预警，运用大数据动态预测与监测风险，形成城市风险电子地图、对重大突发风险进行分级预警，将各类风险信息及时传递到指挥系统、子系统和公众；最后，智慧化链接资源，通过大数据精确整合风险应急的供求信息，整合不同行动主体、链接应对重大风险的资源与行动等。

4月4日，在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明园小安桥小区内，居民有序排队等待核酸检测采样。新华社记者 高峰 摄

如何提升社区韧性？

当前，相较于社区外部的技术援助和救援行动，社区内部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激发、动员社区内部资源形成的反应能力可以有效减轻灾害带来的冲击，使城市的发展更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如何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加强社区自身的韧性？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柳建文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活跃邻里关系，巩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主要是社区居民紧密互动的产物，社区需要积极组织开展公共活动，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动，激活和巩固原有的社会资本，扭转以个体和家庭利益优先的行动逻辑，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利合作行为。同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灾害风险识别评估、社区减灾规划评估、社区灾害应急预案编制等社区公共安全决策活动，加深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广泛联系，促进居民对社区的集体认同感，合力打造提升社区韧性的社会网络格局。

第二，培育和发展社区应急互助组织。目前我国社区的志愿组织队伍数量相对较少且专业程度较低，增加了社区在面临突发性灾害时的风险成本。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发布了《上海市高质量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实现全市各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2个社区社会组织，并能够有序参与应急救援、疫情防控等工作。社区应该积极引导和动员具有医疗救护、消防、心理卫生等专业技能的居民组建社区应急互助组织，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救援协作能力。

第三，调整社会资源的分配，降低个体或群体的脆弱性。除了常规的减灾教育宣传和应急培训演习外，社区需要特别关注某些特殊群体在应对突发灾害时面临的困境和灾后自我恢复的能力。弱势群体大多缺乏充足的社会资源，对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能力普遍较弱，是导致社区脆弱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而言，社区应该形成弱势居民的名单，定期进行家访，了解他们的需求，针对他们的特殊情况进行生存技能的培训。在社区空间设计和防灾减灾设备设施的配置上要充分考虑老人、残疾人、儿童对无障碍应急通道的需求，以及聋哑人群需要的特殊应急设备等。同时，加强社会兜底政策建设，为弱势群体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

第四，把握社区多样性，注重差异化的治理手段。近年来，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大规模分化导致社区的类型日益增多，例如传统单位式社区、现代商品房社区、“村改居”社区、城郊边缘社区、“城中村”等。这些社区拥有不同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和风险场景，决定了他们应对灾害方式的多样性。社区在促进社会资本、打造社会组织和加强个体韧性方面都需要把握好社区的风险特征和薄弱环节，在治理手段的选择上增加灵活性和弹性。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需要具备哪些治理能力？

4月6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了《为基层分忧，为群众解难》的文章，写给上海各级领导干部的。文章指出：“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好。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勇敢地担起责任，没有理由不尽最大的努力为群众纾困解难，没有理由再作任何的推诿、拖延、躲闪。”
疫情之下，防控措施从严从细执行、封控地区群众生活保障、群众正常医疗服务需求保障等，无不考验着基层干部的治理和担当能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领导与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胡月星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指出，新形势下基层干部需要具备六项能力。

贯彻执行能力。这种贯彻执行能力集中体现在政策执行、制度执行以及改革执行等方面。基层干部所应具备的贯彻执行能力，不是被动、机械地执行，而是在准确、深入领会中央精神以及深入结合基层实际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富有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性执行，做到闻令而动、令行禁止，敢于担当、正确担当，不折不扣地把有关基层治理的各项决策部署执行到位。

群众工作能力。基层干部群众工作能力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宣传动员群众；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化解群众内部的矛盾纠纷；构建起议事协商与协同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基层干部要善于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既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也要引导群众发挥监督制约作用。

调查研究能力。基层干部要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是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法宝，能够在落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遇到困难棘手的问题或打不开工作思路或局面时，敏锐地意识到调查研究之于开新局、破难题的重要意义，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为基础，熟练运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提升调查研究的工作成效。

依法治理能力。基层干部要具备与基层工作要求相适应的法治素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和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具体问题，善于培育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此外，基层干部还要能够为依法治理基层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应急处突能力。基层干部不仅要敢于应急处突，还要善于应急处突。这就要求基层干部要具备良好的应急处突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尤其是要加强应急处突有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储备，掌握应对突发事件的路径、方法和策略，提高分析问题、整合资源和协调各方等方面的能力，把握应急处突的原则性、技巧性与灵活性，确保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及时、妥当地控制局面，避免在更大范围造成不利影响。

智慧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基层干部首先要具有较高的信息化素养，具备网络学习、智慧办公等基础能力，不断提高对信息化技术和智慧工作平台的适应力、胜任力。同时，基层干部还要能够迅速适应不断迭代升级的智慧治理平台及应用终端，能够胜任在全新的技术和媒介场景下开展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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