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垃圾分类激活社区治理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区工作。他多次强调：“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优势就是把城乡社区基础筑牢”。疫情防控愈发凸显社区治理的重要性，也集中暴露了一些深层次问题，只有社区基础扎得牢，才有可能在重大考验面前，把平时之功转化为应急之力。各地不但要自上而下补体系短板，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社区，更要由内而外强能力弱项，把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实践表明，垃圾分类是一项有助于激活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工作，应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准确把握社区治理的核心要素

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既是千头万绪的事，又是千家万户的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本地区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这一修改对党的基层组织既是赋予职权，又是压实责任。社区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核心要素应了然于胸，通过抓重点、抓关键带动整体工作提升。

加强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前提是“引得对”，要强化政治功能，提高把关定向能力，在确保正确方向的基础上，找到最优路径；重点是“领得动”，要提升组织功能，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推动“单打独斗”向协同联动转变。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政治功能把方向、通过组织功能聚力量，从而实现有效治理。

推动议事协商。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社区工作多属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应把为群众办事和与群众商量办事统一起来，聚焦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主协商，在协商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化解纠纷。一些能够管长远的协商成果，还应通过居民公约或“致居民一封信”的形式进行固化、接受监督。

组织动员群众。群众路线是党的传家宝，社区各项工作离不开动员二字。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社区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社区党组织要坚持依靠居民，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通过设立兴趣小组、开展志愿服务、举办文体活动等方式，把更广泛的群众有序组织起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

整合治理资源。“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社区党组织围绕巩固党在城市执政基础、增进民生福祉开展工作，但其自身资源是有限的，面对日益多元的群众需求，容易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境地，很难完全做到妥善解决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实践中，社区党组织要深化整体建设、系统建设思维，利用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推动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动，最大程度整合辖区资源，打造社区党建“同心圆”。

联系服务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是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民的事没有小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要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道至简，社区功能归结起来就是为民、便民、安民，只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根据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需做工作，就能得到真心的拥护和支持。

明晰垃圾分类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垃圾分类工作，他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实践也表明，垃圾分类兼具全民性、系统性、长期性、科学性特征，是基层治理良好的试验田、演兵场。

北京市垃圾分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1996年，北京市在西城区大乘巷社区启动了垃圾分类试点；2005年，在门头沟区王平镇等乡镇进行垃圾分类试点；2008年，借势奥运，开展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行动；2011年，率先在全国为垃圾分类立法，推广“垃圾分类减量 分类人人有责”的观念；2020年，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实践证明，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后端的收集、运输、处理、利用工作相对容易，其对象是物，可以通过实施科学管理和长效机制，破解“前分后混”问题；重点难点集中在前端，既要转变群众经年累月形成的行为习惯，还要防止少数人不分类带来的“破窗效应”。

垃圾分类之所以被称为“关键小事”，是因为它离居民近、牵涉面广、感受直接。同时，相对于停车难、房屋漏雨、管道堵塞等公共议题，它的缓冲空间相对大，瞬时影响相对小，有充分的正向讨论和试错空间。从宏观市域层面看，深化垃圾分类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等治理要素缺一不可；从微观社区层面看，深化垃圾分类把分类意愿落实为分类行动的过程，需要社区党组织做大量宣传发动、组织协调工作，需要唤醒社区治理全部核心要素。

通过深化垃圾分类行动有效激活社区治理

自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各区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在1.6万个小区、村创建了1693个垃圾分类示范点。这些示范点呈现出党建底子厚、治理基础好、书记能力强的特点，还有部分换届后新当选的书记通过创建垃圾分类示范点打开了工作局面。可见，通过垃圾分类强社区治理不是空话，分类成效是治理水平的试金石、晴雨表。

通过环境整洁度看基层党建。社区作为居住空间，群众对其最基本的要求是环境干净整洁，这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实际情况看，环境整洁的小区，基层党建工作普遍开展得较好，社区党组织在物业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居民中有一定威信。如果小区环境相对脏乱，社区党组织更需要积极作为，加强物业管理方面的党建联建工作，完善与物业服务企业的沟通协调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提升业委会（物管会）履职水平；对于失管弃管的小区，还要落实托底举措，确保居住空间“有人管”。

通过居民认可度看协商议事。有事多商量，遇事好商量。小区撤多少桶并多少站、桶站设在哪里、要不要分时定点投放、乱投乱放如何处理等问题，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应当充分开展协商，把协商和履约的过程变成凝聚共识、维护共识的集体行动。如果贸然推进，群众的实际感受就会不好，往往是“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朝阳区平房街道天鹅湾小区曾因垃圾桶下楼以及桶站管理问题，引发居民和物业的矛盾。社区以此为契机，组建社区党委、热心业主、物业公司“三方议事平台”，议事范围由垃圾分类逐步拓展深化，议事过程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直播，议定事项由居民督导组督促落实，初步形成了“小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的治理氛围。

通过桶前值守度看组织动员。桶前值守考验社区志愿者的“板凳深度”，值守过程不仅是对他人的监督，更是对自身社会属性的再认识，由此产生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还会外溢到其他事项中去。因此，社区应摒弃“做任务”的观念，将其视为锻炼动员能力的有效载体，借势扩充志愿者队伍。值守过程中不仅要指导正确分类，还要跟居民说清楚分类带来的好处，如意味着更高的生活品质等。平谷区滨河街道承平园社区倡导“党员亮身份”，推动“家家分类、户户轮值”的做法，对激发居民自治潜力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尝试。

通过主体参与度看资源整合。垃圾分类如果得到驻区单位的有力支持，推进起来就会比较顺畅。在北京，区域化党建的落实平台是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社区做实这个平台的关键是发挥好需求、资源、项目“三个清单”作用。西城区利用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加强与驻区中央国家机关互联互动，积极破解央产小区治理难题，也帮助缓解了垃圾分类工作压力。朝阳区优化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工作机制，形成“一会五委”（经济发展、平安建设、文化文明、社会民生、城市治理五大专委会）架构，围绕两个“关键小事”（即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主动设置议题，最大程度凝聚治理合力。有的社区还积极争取驻区企业支持，引入桶站智能识别监控设备，在提高分类水平的同时，也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通过投放准确度看联系服务。垃圾分类虽是全民共识，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知行脱节”问题。通过实践可以发现，受“面子”因素影响，熟人社区投放准确度高于陌生人社区。熟人社区作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初级形态，它的形成需要社区党组织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共同维护，把居民拧成一股绳。石景山八角街道八角中里是全市唯一一个整建制通过示范创建的社区，社区党委带领居民打造“一楼一主题”的楼门文化，依托“邻里节”发起“跳蚤市场”，居民在共同创作、悉心维护、以物易物的过程中萌发的家园意识，反过来又强化了垃圾分类的道德约束力。

垃圾分类只是基层治理的一个微小领域，但社区党组织领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和经验，有助于转变基层干部思维方式、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塑造和完善社区公共事务运行机制，并得以应用到其他公共议题上。见微而知著，做好城市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要注重培育群众感情、走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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