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审度与科技风险治理前沿动态

2022年11月5日上午，北京市科协前沿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智库基地在北京科技大学会议中心“天工大厦”，顺利举办“科技伦理治理专家谈”第一场学术沙龙“科学审度与科技风险治理”，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刘大椿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刘益东研究员作为对谈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12位专家参加了线下沙龙，100多位专家观看了线上直播。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智库基地首席专家李建军主持了本场学术沙龙。

主讲嘉宾刘大椿教授首先就科学技术审度理论观点的思想渊源、基本观点和目标进行了重点阐述。刘教授指出，科学技术审度的理论观点得益于对马克思科学技术论的理解和系统阐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等重要论著中对科学技术问题进行了系统反思和辩证思考，不仅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技术异化进行了深刻批判，而且对科学技术与人类自由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超越了当下许多科学技术支持者和批判者对科学进行辩护或批判的单向度思维的狭隘和偏执，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重要论述，我们可将之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审度论。2017年，我们在出版的《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中，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审度论进行了系统阐述，供大家学习参考。在马克思科学技术审度论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定位和历史实践的思考，提出科学技术审度的如下基本观点，即对科学技术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性的；应该对科学技术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用多元、理性、宽容、开放的观点来看待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认识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科学技术审度论的目标是从历史实践的视角，审度或解读马克思的科技审度，揭示它的现代意义；全面审度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区分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回应当下科技论研究所引发的问题和争论，构建恰当的理论框架。基于科学技术审度论的理论框架，刘大椿教授提出，解决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科学文化进行开放性重构，具体包括对科技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及其在历史进步方向带来的巨大风险进行系统分析，提倡科学理性和人文关怀；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但警惕科技霸权和技术管控；弘扬科学精神并坚守科技伦理原则，坚持理性信念、实证方法、批判态度和试错模式，并将客观公正性和公共利益优先性作为科学技术创新的基本价值原则。

主讲嘉宾刘益东研究员在回应刘大椿教授科学技术审度观点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他对科技风险治理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当代科学技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科学技术带来的风险，迫切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对此进行系统反思和整体治理，然而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远远不足，具体体现在各种战略规划和风险研究中对科学技术风险评估和重视不够。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就开始科技重大风险的研究，致力于构建重大科技风险认知和分析的学术体系和理论框架，先后提出“致毁性知识”和“囚车剑魔困境”等很有冲击力的学术观点，逐渐让更多的研究者和决策者认识到科技重大风险对国家安全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致毁性知识”应该成为重大科技风险认知和治理的研究对象，其主要指那些能够制造毁灭性武器或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影响的知识，理由是这些知识应用造成的正负效应不能相互低效、引发的灾难不可逆、相关的知识应用具有连锁效应和自我增强效应，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性威力巨大等。由于历史惯习、文化观念和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在重大科技风险治理方面面临“囚车剑魔困境”（囚徒困境、动车困境、双刃剑困境、魔戒困境）四大困境和重大安全漏洞，因此要纠正和制止重大科技风险、堵住安全漏洞几乎不可能，原因是各种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冲突导致人类很难就重大科技风险形成共识，更不用说采取协同治理的行动。尽管目前国际科学界已在学理和实践层面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并将重大科技风险上升到人类生存风险的层面，但依然很难看到真正可行的重大风险治理行动。2016年，我们组建团队，开始探索将重大科技风险认知转型实践的渠道和途径，强调历史科学、社会科学必须与科学技术结合、主张进行分配革命，将人类生存风险和命运共同体的维系作为重大科技风险预防行动的优先项。在这方面，刘大椿教授提出的科学技术审度的观点意义重大，很多思想与我们对重大科技风险治理的主张不谋而合。

在两位主讲人对谈环节，刘大椿教授结合科学哲学研究从科学辩护到科学批判、再到科学审度的历史转向过程指出，不同时期我们对科学技术问题关注有不同的重点，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的功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时期我们意识到科技风险和科技异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的科学技术快速进展让我们意识到重大科技风险致毁性的层面。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和机制来治理这些重大科技风险，很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没有胜利者的生存性灾难。因此，刘益东研究员进行的学术研究很有价值，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和理解重大科技风险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但从科学技术审度的观点看，强调重大科技风险并不意味着要极端化，将一些观点绝对化，要放弃或禁止科学技术活动，而应该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划定创新探索的禁区或红线，兼顾科技创新发展和重大风险预防两方面，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方法不当可能导致反弹，对科技风险治理过度让科技不发展也可能存在重大风险。我们必须看到，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各种机制和力量在抗衡或抵消致毁性灾难发生的因素。为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愿景，我们不能没有科学技术，当然我们需要加强重大科技风险研究和前瞻性预判，更需要重建一种开放性的科学文化。刘益东研究员认可刘大椿教授的观点，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侧重于“致毁性知识”概念的阐述和重大风险治理困境和问题的揭示，下半场将研究的重心移至实践层面，主要考虑如何通过学术对话和交流影响科学技术发展和重大科技风险治理实践，参与科学文化的开放性重建，让重大科技风险治理的意识融入现代前沿科技创新的实践之中。

两位主讲嘉宾互动对谈之后，现场参加交流的专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他们的理论观点进行了评述和提问。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坚研究员从新时代文明形态构建的意义上，强调了两位主讲嘉宾观点意义。刘大椿教授出版的《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被劳特利奇出版公司（Routledge Press ）翻译，以三卷本在西方国家出版，标志着我们中国学者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学术观点得到国际认可，走向世界。刘益东研究员关于重大科技风险的学术研究和形成的思想观点，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他说，两位主讲嘉宾对科学审度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重建以及重大科技风险的研究都体现出历史意识在新时代文明形态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也突显出互补方法和系统性思维对科学技术问题和重大风险研究的指导意义。北京林业大学的樊阳春副教授指出，两位主讲嘉宾的思想观点确立了我们今天进行科学技术哲学探索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方向，我们必须通过科技传播等各种形式，让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在科技风险治理和决策实践中发挥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小伟副教授通过提问的形式就科学审度的含义进行讨论，指出科技不仅仅是工具，也与人性和人的本质相联系，是人类实现自由发展的途径。目前科技风险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科学供给不足。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劲阳教授就致毁性知识的特征和科学审度的意义进行讨论，认为科学技术审度论为科技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种策略，面对致毁性知识引发的重大风险预防失灵等挑战，我们必须通过复杂性科学研究来整体推进科学文化开放性重建。北京交通大学邬晓燕教授认为，两位主讲嘉宾的研究观点对我们重新思考科学技术问题非常重要，问题是如何将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纳入科技伦理教育和治理实践之中，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利教授认为，审度作为一种原则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如何构建审度机制、如何针对重大科技风险建立适宜的“踩刹车”机制，是亟待研究的重要命题。北京科技大学的潘建红教授对重大科技风险问题产生的底层逻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行讨论，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科学活动中构建一种责任体系，以保持科技风险治理与科技创新发展之间的张力和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段伟文研究员就如何加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促进科技与人文互动交流等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建设开放性的科学文化，也需要科学技术哲学界创新学术交流方式，以对谈和沙龙等形式促进学术思想和观点的传播，进而探寻基础研究进入公共决策的进路。

两位主讲嘉宾对其他专家的评述和提问进行了生动回应和回答。本次沙龙活动在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这次沙龙活动是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北京市科协前沿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智库基地响应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委员会、中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开展“科技伦理治理大家谈”活动号召而举办的系列学术沙龙之一，亟待后续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参与到系列沙龙活动之中，分享学术观点、传播学术思想并为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建设建言献策。

【本文作者李建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市科协前沿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智库基地首席专家、负责人，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https://www.jicengzhizhi.com/2022/1130/19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