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双重标准”：根源与根治

【摘要】西方在国际政治中一直推行“双重标准”，一意孤行、自以为是，导致西方信誉和影响力不断衰落。西方在国际舆论上奉行的“双重标准”导致国际规则不断遭受破坏，西方在外交实践上的“双重标准”以美国盟友—非美国盟友分野，常常打着“国际社会”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策划和实施颜色革命，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已，尤其在特别推崇公平正义的中东地区。西方的“双重标准”表现形式不一，但万变不离其宗，源于美国基督教思维、欧洲的殖民情结，表现为盟友—非盟友二元论，推而广之是“西方中心论”使然，折射出西方傲慢与虚伪的两面性本质。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西方国家尤其是美欧在法律、人权等领域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比如，在中国香港、智利、西班牙和美国等地，相继发生了相当规模的社会骚乱，出现打、砸、抢现象，伴有一定数量人员伤亡。对于此类社会问题，西方，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分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做出截然不同的评论。他们称中国香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法治的恐怖行为为“靓丽的民主风景线”，感到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对在智利和西班牙发生骚乱的表态却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然而对在自己国家出现的同类事件则缄默其口，还反过来连声叫嚷“支持警察”。[1]

除了对同一性质的事件采取不同评价标准外，行为理念上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西方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常常让国际社会瞪目结舌，不仅严重损害西方的诚信，同时不断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是造成国际局势动荡、地区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国际思潮混乱的重要原因。

西方“双重标准”根源何在，如何根治？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是深刻反思、认真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西方“双重标准”的表现

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是国际政治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论国家强弱、不管领域差异、无论范围大小，都是如此。

学者于镭将西方“双重标准”总结为以下领域。[2]

首先表现在政治领域。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从本国国情考量，选择了有别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因此受到西方国家的重点关注，成为西方“双重标准”的主要受害者。不仅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政客和名目繁多的非政府机构对这些发展中国家予以批评攻击，西方媒体上也充斥着对这些有别于西方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妖魔化渲染。即便深受西式民主影响、作为发达国家的新加坡，只因其经济发展模式和法律实践有别于西方，也时常成为西方国家指责的对象。一些具有民族独立和自觉意识的亚非拉国家更是成为西方标榜的“民主”“良政”和“法治”等“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其次还表现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年度军费开支超过7000亿美元。[3]但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防建设以捍卫国家主权与合法利益时，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便集体将“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污水泼向这些国家。只许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增强军力，而不许其他国家加强自我防卫，便是西方所谓“安全公理和范式”。

再次表现在经济领域。西方国家给自己的经济模式贴上“自由、公平、公正”的“华盛顿共识”标签，而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孤行己见地描绘成“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笔者曾多次在课堂和学术研讨会上展示一些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和理论分析，每次都毫无例外地引起其他国家学生和学者们的惊讶和兴趣。笔者深知其然，因为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并不客观：当中国经济发展提速，西方媒体便渲染中国经济“过热”，随时都有“失控”之虞；而当中国经济减速时，他们又齐声呐喊“中国经济要崩溃了”！

同时还表现在文化领域。一些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设立文化传播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但若以为自己的文化高人一等而要求发展中国家全盘接受，那就无异于变成十足的“文化沙文主义”。笔者亲眼看到一位来自西方大国的学者态度倨傲地大谈西方文化的优秀及其对岛国现代化的巨大“贡献”，但他的发言遭到现场不少岛国学者的反驳。也有西方国家热衷于在发展中国家输出文化，但对发展中国家在西方设立文化机构则抱有强烈抵制和戒备心理，动辄指责对方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另外，西方的“双重标准”同样会出现在有“象牙塔”之称的学术领域。一位西方学者在课堂上分析欧洲学生与某大洲学生的表现差异时，竟公然暗示两洲人种的智商差异是主要原因；而当其解释欧洲与亚洲学生的表现差异时，则强调亚洲学生反复地机械练习是造成差异的主因。

笔者对此深有同感。十年前曾将学术论文《探寻中国新身份：民族主义神话》多次投给西方学术杂志，在经过数轮提问和答辩后，美国某著名学术刊物聘请的两位审稿人表示同意笔者文章发表，但第三位审稿人在没任何理由阻拦时，竟指责编辑部：“像你们这样的学术刊物为什么一定要发表这样的观点？”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我是爱国主义，而你是民族主义！”

近年来，美国借口华为的安全问题施压其盟友在5G建设中弃用华为设备，其实反映了美国自由监控其盟友的“自由”，认为盟友受到中国企业安全的挑战。换言之，西方“双重标准”不仅针对非盟友，甚至对待其盟友，也强加那套“我是自由，你是安全威胁”的逻辑。

欧盟也如此，一方面高唱自由贸易的高调，另一方面搞投资审查，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一方面批评中国的网络不自由，另一方面强调欧盟数字主权……

西方“双重标准”根源

马克思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4]西方“双重标准”造成的国际政治悲剧，折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性和掠夺性，暴露了西方文化的虚伪、自私和自以为是。

西方固有的思维是“要么你和我们一样，否则你就是在反对我们”。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在欧洲更表现为对内推崇多样性，对外推广普世性的双重标准；在美国表现为对内民主、对外专制的分离。西方人将世界分成支离破碎的部分，而非整体思维观，并养成征服对立面的传统，对不能征服的对象则妖魔化之，并公然赋予这种征服以道德的涵义。“中国威胁论”“妖魔中国论”，即源于此。

（一）美国的双重标准：皈依—不能皈依。“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5]美国的“双重标准”源于其立国、西进运动时形成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广义指美国人民命中注定是建立样板社会的“上帝的选民”，狭义指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扩张主义者宣扬的美国领土不断扩张是天命注定的思想。后一含义最初指对得克萨斯州的兼并，但不久又用于美国与英国对俄勒冈州的争端，用于因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而产生的领土兼并意图。该名词首先由奥沙立文1845年7月在纽约《民主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出。[6]同时还有美国进入霸权阶段后不断强化的“美国例外论”，是指那些把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显著特征。它们包括美国拥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会价值、它独特的历史轨迹、诸制宪结构的特异性，以及它们影响决策的方式。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书中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立在“信念”（creed）上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等一整套美国价值观。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7]

美国塑造自己的神话可追溯到17世纪初欧洲第一批清教移民来到北美荒原的那一刻。典型的是美国牧师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话：“我们将成为山颠之城（City upon a Hill），全世界人民的眼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辜负了我们的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只给人们留下一个故事并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在这种宗教“非黑即白”“替天行道”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外交政策上美国的“例外主义”不但是一个神话（myth），而且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因为它建立在四个不正确的论题上：

1.美国政府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优于其他政府。

2.美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是不可缺少的。

3.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其他国家须配合美国政策。

4.如果有任何国家拒绝配合，美国在道德上有权去经济制裁和武力干涉。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揭示到，“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并非任何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8]

（二）欧洲的双重标准：殖民—非殖民。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如果人们以为揭开了蒙在欧洲真正本源属性上的面纱，那其实同时也会遮蔽相反的也属于欧洲的特性”，“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风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9]

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发现，欧洲文明的多样性给欧洲带来无穷创造力的同时，也给其“双重标准”埋下伏笔。开放而不包容、对内多元与对外普世的双重标准、进取与破坏相伴生，是海洋文明的三大“原罪”，亦为欧洲“双重标准”的缘由。

开放而不包容，源于海洋文明二元论思维。一方面，海洋文明从经济、人口、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开放，不断从“异质文化”汲取营养；另一方面，海洋文明不断制造“异质文明”的假说，通过征服、扩张乃至殖民，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美国海上霸权，继承了欧洲海上文明扩张的衣钵，将海洋文明张扬的个性发挥到极致。

对内多元与对外普世的“双重标准”，源于海洋文明的岛屿基因。宙斯化身为公牛把欧罗巴掳走的传说，为该基因披上了神话的色彩。此海洋文明的多样性是对欧罗巴大陆说的，其余大陆都应被普世海水淹没。高于海平面的是“我的”文化，其由竞争形成，多元一体，并通过海洋传播至全球，让“他者”皈依而成为“普世价值”。海洋文明的活力就在于文化的多元性，而“普世价值”为文明扩张披上合法性外衣。

进取与破坏相伴生，源于海洋文明的宗教伦理。海洋文明对自然、对他者的控制欲，既带来了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也带来了对自然和其他文明的破坏。征服海洋，而非敬畏自然，一方面培养和激发了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10]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11]

西方的治理观，本质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张扬，反映了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所谓发展政治或现代化政治的一种变体，是民主话语的意识形态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良好的治理就意味着发达民主制度的建立。按照其逻辑，世界不同区域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所谓“专制国家”，甚至是一些“流氓国家”和“失败国家”，而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福音”。这是国际政治中西方“双重标准”的来源，造成了世界乱象丛生。殊不知，世界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其他国家的无能，而在于某些大国的自私自利和自以为是。

如何界定“自己”与“他人”是催生“普世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理解“普世价值”的关键。“普世观念”发轫于基督教扩张时期。基督教本来是犹太人的宗教，基督耶稣也被称为“以色列的救主”。在基督教传播初期，种族的界限成为它向外传播和扩张的一个重要障碍。根据《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由上帝所遣，来以色列拯救迷失的羔羊。一些居住在犹太地区（Judaea，现以色列南部地区）的非犹太人希望皈依基督，是否接受非犹太人受洗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论。与此同时，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希腊语Κύπρος）和昔兰尼（希腊语Κυρήνη，英语Cyrene，今利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耶稣”而非“以色列的救主”，[12]从而为非犹太人的皈依打开方便之门。正是由于这些“去犹太化”的努力，基督教得以在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罗马帝国内部广泛传播开来。

如何破解西方“双重标准”？

西方在国际舆论上固守的“双重标准”导致国际规则不断遭受破坏，西方在外交实践上的“双重标准”以美国盟友-非美国盟友分野，还常常打着“国际社会”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策划、发动颜色革命，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已，尤其在特别推崇公平正义的中东地区。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今世界之痛，源于“不通”，根子在于“分”。传统中国文化儒道释并存，儒家强调“和而不同”，道家强调“阴阳和谐”，释家强调“众缘和合”，均体现“和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一带一路”实现“合”，成为中国提出的两大核心倡议，成为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铸魂、固基。这是超越西方“双重标准”的根本理念。

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提纲挈领之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需破除西方“双重标准”，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破除西方“双重标准”之道，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原世界多样性；超越自我（us）与他者（others）。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即，超越异（diversity）与同（unity）。尤其是超越基督教的“皈依—妖魔”、“容忍（tolerance）—反对”二分法，而代以“欣赏（appreciation）”。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消除西方“双重标准”的根本之道。

破除西方“双重标准”之理，在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破除西方“双重标准”之法，在于弘扬国际法的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告别“西方中心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法既包括传统国际法，也包括国际规则。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破除西方国际话语霸权。

破除西方“双重标准”之术，在于创新与合作。类似区块链技术、万物互联模式、人工智能涌现，正在削减中心-边缘体系；在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数字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力量参与并引领的现象。以往技术革命都是在西方内部循环，最后皆被美国收编为盟友，如今中国打破了这一循环，不仅成为工业革命与全球化赢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四分之一全球工业产值，且参与引领信息-数字革命。于是出现美国举全球霸权之力打压中国一家私人公司的现象。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感到恐惧，借此对华发起打压，采取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方式，阻遏中国良好发展态势，同时鼓吹“文明冲突论”，企图把西方国家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对抗中国，美国还大力推行所谓经济脱钩、科技脱钩，阻断两国产业链联系，国际舆论对中美可能出现的“新冷战”感到担忧。

结论与启示

西方“双重标准”滥觞于世，是当今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写照。大变局核心不在于变，而在于局，是“局之变”而非“变之局”。所谓“局之变”之“局”有三个：

一是格局崩。国际格局出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动，西方主导的格局正在被东西方平衡的格局所取代。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8月27日在驻外使节会议上宣称“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霸权行将终结”。[13]美西方智库也不断举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之类的研讨会。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成为G20，而不再是G7。

二是时局变。诚然，这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变化造成的，不只是权力的转移——存量在西方，增量在东方；加之权力的分散和权威的解构——世界愈加去中心化，而是愈加扁平化、网格化。

三是大局新。世界大势日益不确定，发展模式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交织。比如，2019年俄罗斯瓦尔代论坛的主题是“东方黎明与世界政治秩序”，即“新无政府状态”（New Anarchy），年度研究报告题目为《无政府状态的时机成熟或证明——国际秩序的缺失如何促进国家的负责任行为》。[14]考验国家独立性，但也有一些国家浑水摸鱼。2019年土耳其TRT世界论坛（TRT World Forum）年会主题“全球化的退却”（Globalization in Retreat: Risks and Opportunities）。[15]国际关系规则在变，一些国家正在搞“脱钩”（包括体系、技术、经贸、人员脱钩），从原来的“全球化”相互依存，到“脱钩”（disengagement）或者“部分脱钩”（partial disengagement），然后再“规锁”（confine）。规则观念在变，不再笃定经济全球化，同时国家主义、地缘政治在回归，民粹主义受吹棒，全球化出现逆转。

不仅国家内部在变，国际关系也在变，规则亦随之在变。原来是大棋局，现在那张棋桌也可能被掀翻。大变局，而不是大棋局，这是问题的关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有五百年“西方中心论”的终结，也有近代西方中心塌陷的变局，甚至人工智能技术在拷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开启未来百年变局，既是历史导向，也是未来导向，又具有浓厚的时代关怀。

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非西方、非美国盟友、非宗教国家崛起又复兴的现象，这不仅是中国由大到强的涵义，也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核心要义。

消除西方“双重标准”，更坚定中国的外交自信与外交自觉。今天，中国提出并号召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积极打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进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的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稳定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化解西方“双重标准”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确立一个道——超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之间的内在矛盾，从而实现“四位一体”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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