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升 | 在社会民主的批判反思中推进现代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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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动员一切积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由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社会民主在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西式社会民主治理的困境对我们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提出了警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对社会民主进行批判性反思：尊重特定的民俗风情，科学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与关系，贯穿公共性旨趣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在一种开放包容的语境中进行现代社会治理，必然要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推进现代社会治理的庄正宣言，也是为世界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所提供的中国方案。毫无疑问，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指向，需要广大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需要法律规范和法治环境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国家政治民主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的情况下，社会民主的塑造和培育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至关重要。

 01、社会民主及其治理反思

 何谓民主？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的核心要素又有哪些、古往今来有众多版本。不公的概念和定义，隐喻着不同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寓意、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政治逻辑，标识着人们的政治抉择。”可以说，民主渗透进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任何一个具体的民主概念界定可能都会遮蔽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毫无疑问，按照民主的本意来看，底层文化和平民旨趣所集中体现为的社会民主是其题中之意。“社会民主这一名称的含义也使它被用于指基层民主的网络——小社区和志愿性组织。这种网络可以繁荣于整个社会，从而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社会支柱和基础结构。……社会民主的特征要素不但是它在社会层面运行，更在于它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在这样的社会民主理解中，包含着对民主精英理论的自然抵制和批判。要看到，被简单化民主精神和形式化民主理论所鼓动的狂热的被充分政治化的广大社会民众缺乏足够的理智和审慎，会对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组织状态形成巨大的冲击甚至是破坏。同时也要承认，民主的真精神就是要让每一个身处现代公共生活之中的人都具有健全的公共意识和独立的法权观念，都成长为能够通过理智对话而促进现代公共生活优化的积极的政治存在者。对现代公共生活及其优化的努力，保持在场和发声状态，是每一个现代公民的权利，也是义务，更是政治上的自我实现方式。

 社会民主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传统政治社会的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从强调身份到注重契约的基本变化：身份体现了传统政治社会的等级格局和差异秩序，以荣誉作为其基本的价值诉求；契约表征了现代民主社会的身份被拉平了的平等格局和世俗秩序，以尊严作为基本的价值诉求。这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预示着代表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伟大的存在之链”被打破，人类自身存在状态的“大脱嵌”伴随着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也就是世俗化）在资本力量的巨大推动下正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可以说，社会民主的崛起是一个思想理论事件，更是一个政治制度事件，还是无法忽视的社会事件。社会民主不断推进的进程，就是社会不断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自我主体意识及其蕴含的现代性力量不断扎根、成长和壮大的过程。

 社会民主的崛起及其政治效应是需要辩证分析的，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在他看来，基于抽象平等精神的社会民主最终将导致个体存在的原子主义状态，这种原子化自我是以自我的名义最终消解了自我的真正个性，对于现代公共政治生活至关重要的公共批判精神将不复存在，我们在对社会福利和舒适生活的无节制追求中最终流于平庸，对公共政治的冷漠和漠不关心在推进着柔性专制主义。“托克维尔认为，对此仅有的辩护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民看重参与诸层政府，也看重参与自愿团体。但是，自我关注的个人式原子主义对这种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旦参与行为衰减了，一旦曾作为中介的横向联合团体萎缩了，个体公民就会独立面对巨大的官僚国家，正确地讲，就会感到无能为力。这使得公民变得更加消极，而柔性专制主义的恶性圆圈就合上了。”社会民主由此失掉了公共文化的内涵和共同体生活的根基，变得异常空洞和虚无。

 这种社会民主的空洞化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变得异常突出：当我们以民主的名义在网络空间中过于自我专注而彻底遗忘了对我们具有积极构成作用的他者时，我们就陷入了碎片化的存在状态之中；当我们以民主的名义拒绝接受公共政治生活的召唤而沉溺于自我臆想的精神世界时，我们就正在步入温和的专制主义之中；当我们以民主的名义顽固坚持一己之意愿而放弃交往与合作时，我们就已经封闭了自我未来发展的公共空间。所有如此种种，都是我们在当下推进社会协同多元治理的进程中必须要警惕和预防的。现代社会治理必须要避免这种完全形式化和表面的社会民主。借用卢梭的话，那就是要实现熙熙攘攘、众说纷纭的“众意”向具有批判力量和凝聚作用的“公意”的转化，由此才能在现代社会民主的进程中形成推进现代社会治理的正向能量。社会民主应该作为一种优良的生活形式普及到每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上，融入到现代公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之中，这是真正社会民主精神在普罗大众当中的渗透于传播，是现代公共生活能够得以优化的重要前提与基础。现代社会治理需要调动的普遍化的有明确自知和自治能力的主体力量，由此实现差异化的互补和协同；现代社会治理需要规避的是千人一面的庸众化个体，它所实现的聚集也仅仅是纯粹机械性叠加和盲目聚合，无法形成真正能够回应现实社会治理问题的创造性力量。 

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虚拟空间的公共生活世界正在日趋完善，网络协商民主正在成熟与完善，普通社会民众得以进入和影响政治领域的渠道正在日渐畅通，传统官僚制模式下垂直化管理的社会组织正在变得扁平化，原有社会结构中“中心—边缘”的固有格局正在被打破、边界正在变得模糊化，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在成为具有积极公共行动力的合作主体。“合作主体是完整的主体，它自由自觉地对他人开放，自由自觉地与他人交往，自由自觉地与他人合作，而在交往与合作的过程中，彼此间的相互承认也就真正是平等的主体间的互动。”由此可见，在真正的社会民主之中，相互合作并参与社会治理的个体之间是一种平等承认的主体间性关系，平等承认关系的双方把彼此当作对自我具有构成意义的积极主体，而非可以被利用的纯粹消极意义上的手段或者工具。承认，作为政治哲学话语的重要构成，蕴含了在社会民主成为发展基本趋势的情况下日渐原子化的个体自我之间应有的基本关系，是理解现代共同体生活和谐向度的重要视角，也是推进社会治理进程的重要思想资源。

 我们必须要厘定社会民主的真精神，那就是培养真正具有健全公共意识、理性参与能力、审慎决断能力和自我反思精神的现代公民，培育健康积极的现代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形成对人云亦云、无知而冷漠的个体庸众的自觉抵制和集体拒斥，尽可能地涤荡和消除政治冷漠感和政治碎片化对现代社会民主及其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的消极影响。在致力于实现公共生活优化的现代社会治理中，我们不仅仅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也不仅仅是公共政策和社会制度的简单受众；我们不能做社会公共政治问题的旁观者，我们要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公民。对于注重社会基层力量的调动和社会多元力量整合的现代社会治理而言，社会民主及其具有的文化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将不可低估。网络新媒体及其促成的网络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激励了这种基于平等主体间性关系的本真社会民主的发展，这成为现代多元协作的社会治理格局得以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02、 政治冷漠感与西式民主治理的困境

 据前所述，我们不能认同西方民主精英论者们所持有民众的政治冷漠与无知是有益于公共政治生活的这样一种观点，这是对广大社会公众真正参与精神、参与行动和公共责任感的抵制和销蚀，是对真正的社会民主精神的消解，也是造成西方民主政治日益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投票率的下降是这种政治冷漠感的直接表现，其背后则是深层次的政治参与感和政治存在感的式微，原子化的权利追逐个体越来越难以聚拢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共同体。“就这个时代而言，西方的民主正在为忽视现代人心灵对团结和互助的渴望提供哲学支持的行为付出代价。”在西方所谓的民主社会语境中，过分的自我关注使原子化的个体自我遗忘了政治对于公共生活优化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政治冷漠感正在侵蚀着西方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共同体生活根基。我们不能想象在一个对公共政治和集体事业漠不关心的社会里能够孕育出化解公共危机、推进公共生活整体协调优化的强大力量。

 西方代议制民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职业化的过程。对于古典政治而言，政治是人之为人的立身根基和存在之源；对于代议制民主政治而言，政治是部分人的职业化，职业官僚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形成的。“政治”由所有人的事变成了一部分人的事，政治家的教养、气度和审慎开始被政治从业者们的精明算计和斤斤计较所取代。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与经济之根本关系的颠倒：在古典时代，政治为本，经济为末，经济是服务于政治的，商业逐利行为被视为不齿；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经济成为基础，政治变为上层建筑，政治作为经济调整的工具和手段而发挥自身作用，资本成为无坚不催的现代化利器，在涤荡着一切社会关系及其背后的伦理意蕴。于是，政治及其代言人和执行者行政官僚成为了经济生活领域的有效调控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而大多数人的社会民众从事的则是与政治无关的商业经济活动，公共政治生活的本真价值在纳税人与代理人的市场交易关系中消失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反映了这样一种基本的社会发展趋势。“福利国家是一种尝试，意在一种基本自由的市场经济生产中通过国家的供应机构和事后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更多的保障和公正。不过，这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会阻碍生产，而且从分配政策目标来看也往往是无效率的。”对于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公平公正配置的西方社会治理而言，福利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取得理性的预期效果，这也是西方社会民主治理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福利国家带有很强去政治化倾向，在强化着广大社会民众的政治冷漠感，使公共生活方式变成了物质利益权衡与博弈的市场交易游戏。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其《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中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从公民身份到消费者福利”的转变，他运用了美国社会生活中大量事例来证明共和精神的失落和消费主义对小市民气质的滋养。社会民主对于平等的重视，决不能成为消解公民德性的理由和借口。一个国家要从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上做好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配置和事后有效补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放弃对公民进行理想教育和公共教育的责任与使命担当。西方奉行价值中立的程序至上自由主义国家在道德教化和民众教育上的缄默不语和无所作为，实质上是造成广大社会民众政治冷漠感形成的重要原因。这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以所谓福利供给和绝对多样性尊重来构思的公共生活实质上扼杀了真正的公共精神，那些有担当、有责任、有使命感的身份感和认同感强烈的公民主体越来越稀缺，相反那些对公共政治生活漠不关心的执着于个人欲望满足和利益实现的小市民却越来越多。共有的精神纽带和核心价值观念及其社会塑造和社会整合，是破解面对绝对个体化冲击的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难题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政府能否积极作为的重要表现。一个国家之政治合法性的来源绝不仅仅是福利的有效供给和所谓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还应该要考虑这样一个政权是否在公民教育的过程中培养了普通公民的国家忠诚度、公共责任感和政治认同感。

在经济和资本主导的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迫于被动，各种生活共同体都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或即将进入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之中，相对独立而封闭的民族历史正在被统一的世界历史所取代。“一个国家的治理，在今天首先是要使这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组织符合国际经济体系的要求；之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社会准则已逐渐失去约束力，各个机关的效率愈来愈平平，从而给私人生活及自发的团体打开了愈来愈大的空间。如果当选的代表们一心只关心世界市场，而选民们一心只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谈论什么公民资格和代议制民主政治？在介于两者之间的空间里充斥着一片愈来愈保守的召唤声；要求恢复原先的道德准则和那些根本无法应付我们实际事务的机构。”要使现代社会真正呈现活力和效能，就必须要立足现代性生活语境，充分挖掘传统道德资源的教化能力，为所谓程序至上的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伦理奠基。民主不仅仅是投票程序和选举规则，民主应该内含道德承诺和道德理想并具有重要的人文导向，惟有如此，民主才能真正获得自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社会民主”的观念才能真正呈现在现代公共生活之中。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众多的程序公正但结果却不公正的案例告诫我们，去政治化、去伦理化的社会治理操作必须要注入公共善的给养，才能真正符合这个时代的治理诉求。“民主政治不能长久地容忍一种抽象而庄重的、脱离于道德目的的、像最高法院的意见所设想的那种政治生活。一种过分彻底地悬置道德和宗教的政治，会很快产生它自身的祛魅。在政治对话缺乏道德响应的地方，对一种更具深渊意义的公共生活的向往，就会发现令人失望的表达。”要坚信，“善”中蕴含着“能够”！

 因此，民主政治以及在其中形成的现代社会治理不能回避道德话语和伦理判断，真正的政治主体和治理主体必然是具有前见的能够进行自我判断的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真实的人，一般被认为充满具体特征的人，并非严格的优先于他们的目的，而是嵌入各种价值、兴趣和欲望中并被它们所规定。”民主政治对社会多样性的尊重应该是致力于促成良善生活的公民教育并行不悖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之进行教育和引导，使其成为能够超越单纯的权利承载者的、具有公共责任感的、能够自主审慎做出判断和决策的并能为自身行为负责的现代公民。

 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要对抽离道德内涵的单纯的公民权利至上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仅仅出于个人权利的考虑而忽视公共责任感的建构，社会治理体系必然会出现回应性不足的问题，社会的有效治理是难以实现的。在合作而非竞争成为社会主题的时代语境中，对个人权利的过度宣示并不能带来社会生活的优化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完全执着于权利观念而责任与义务意识的缺失正在成为消解优良公共生活的重要原因。“我们倾向于用权利术语来讲述所有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物，偏好夸大我们主张之权利的绝对性，每天的报纸、广播以及电视节目都在证明着这样的趋势与偏好的存在。而我们对于责任的习惯性缄默却不那么引人注意。”这是一种社会维度消失的过分自我关注的权利至上主张，这样的主张已经形成了一种绝对的权利话语霸权，动辄以公民权利的坚持与捍卫来对抗本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和公共义务，作为权利承载者的个体每天都在权利的维护与争夺中追求自己唯一而渺小的政治存在感。权利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充分结合，才能创造一种富有弹性和张力的公共生活空间。不能对权利做简单的线性化的、脱离历史文化语境的判断，要有更为厚重和丰富的权利理解方式和权利表达方式。脱离道德、伦理、政治、社会等维度的权利话语是苍白而空洞的，要培养现代公民的一种权利的自然法情怀，这样才能从一种更为宏大和深厚的社会历史视野中呈现出权利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样一层意义上，权利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术语和政治术语，更是一个社会学术语，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哲学术语，需要从形而下的生活体验和形而上的理念追求两个层面来加以呈现。权利不是抽象的、干瘪的和脱离生活世界的具体语境的，要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语境来理解民主政治时代的公民权利问题，这样的权利才是真实可靠并富有生命力的。

 脱离道德奠基的权利体系以及由此而推行的西式民主治理已经陷入了桑德尔所说的程序优先论的自由主义困境之中，设计了一个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子化权利个体，剥离了事实经验背后的价值判断，追求所谓技术优先的科学理性，由此来构建完全理想主义的社会治理图景。这样的社会治理依托抽象的齐一化的个体权利体系建构了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民主运行机制，看起来是尊重了个体诉求，但这种诉求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异化，而非实质上的差异化。在其中作为个体的自我并不能捍卫自我的本真，相反却发生了自我认同感的迷失，自我不能在社会治理的公共话语体系中明确发声，而仅仅是将自己归身于社会的大多数群体之中。这样的群体实质上是同质化的，并没有体现出现代社会有效运转所需要的差异化互补。并且，这样建构的社会治理格局号称是科学而理性的，当然这样的理性仅仅是形式上的理性，仅仅是对丰富多元、意义充盈的社会公共生活所做的技术主义的条块分割。程序至上的权利优先论自由主义是抽象的披着理性外衣的非理性主义，拒绝历史文化传统、具体社会情势而对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加以追求实际上是对人类对话本性与交往特质的背弃与抹杀，所推行的自我独白的霸权主义话语。真正的社会民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承认人性的差异和多元，在差异和普遍性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和和谐张力，对人性中所充满的慈善和光辉充满希望与信心，同时对人可能存在的自私自利甚至暴虐专横也抱有冷静的警惕，渗透着的是一种审慎明辨的识见由此来对抗民主政治中可能出现的社会民众一时的未经反省的冲动意愿。“真正的、比较深思熟虑和持久的人民的意愿，是通过在选举和公共讨论中表达的公共舆论与人民代表有根据的独立判断之间的长时间的相互作用而浮现出来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依靠处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生活于特定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的广大社会民众的聪敏才智和集体力量，这不是一种原子般的机械聚合、简单叠加而成的混沌整块，应该是一个有所凭依、相互依赖、欣欣向荣并充满创造力的命运共同体。 

概而言之，现代社会治理的主体不是抽象的、原子化的、缺乏道德奠基的权利承载者，而是具有健全的公民人格、清醒的社会认知、明晰的他者意识、审慎的自我决断的现代公民；现代社会治理的背景不是一种广大社会民众毫无前见的无知之幕，而是扎根于真实而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之中；现代社会治理的过程不是纯粹依托所谓完全的理性规划所做的看似完美无缺的程序主义演绎，而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基于事实与经验并融合价值判断所做出的不断纠错与尝试性校正；现代社会治理的领域不是一个静止、机械、僵化的纯粹客观主义体系，而是一个充满了边界弹性与交往张力的公共议程的徐徐展开过程。

03、推进现代社会治理的政治哲学考量

 作为西方民主治理之超越的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我们如何共同创造一种优良的公共生活的积极思考。当前我国提出的全面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可以被视为治理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适应了现代社会之多元化、去中心化、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全民共建共治共享将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将人的能动性发挥、人的能力的平等展示、人的个性发展、人的自由价值实现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依托，是以一种包容的方式对社会排斥、贬抑与控制的拒绝与遏制，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社会治理领域内的人学革命，其中贯穿了真正的社会民主精神。我国的协商民主就体现合作作为社会主题的当今时代的一种体现中国特色、适应中国发展阶段的民主实现形式，是我们致力于实现公共生活的现代社会治理得以运行的最佳民主形式，对于整合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监督、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高社会民主质量、促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协商民主体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共有生活根基和核心价值指向。从政治哲学的一般意义上来讲，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

 其一，现代社会治理要尊重特定的民情风俗。社会民主的运行、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展开都不可能发生在真空里，必然需要特定而具体的社会场域，其中民情风俗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性因素。一个社会的民情风俗具有重要的历史传承性，是特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人们在自觉与不自觉的社会行动中慢慢积累、沉淀形成了实践经验、思维惯性、文化心理、道德认知、社会见解等，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得以发生发展的现实生活世界根基。强调民情风俗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意在突出人类社会治理实践的处境化特征。包括社会治理在内的人类的一切实践，都需要在一定的背景下和一定的处境中才能真实发生，并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现代社会治理不能脱离民情风俗，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讲就是“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当然，像民情风俗这样的社会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传习的，具有很强的约定俗成性，这与强调人为规范性的现代制度治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社会治理要回应活生生的人的真实社会生活，要规范和约束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的行为，因此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产生直接影响的民情风俗必须要得到重视，这样才能对人的社会行为有更好的认知和了解。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治理才能真正回应民生关切，才能真正扎根人们的真实生活世界。当然，具体的民情风俗可能存在诸多与现代公共生活的优化要求和发展趋势不相吻合之初，甚至表现为某些社会陋习。对于这样带有一定负面性的民情风俗，我们不能抱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将之完全根除的想法加以粗暴的处理，要以宽容的心态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减少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性干涉，要在社会公共教育和文明教化中传播积极生活方式，特别是要积极利用现代传播媒体的作用加以导引，从观念意识到日常行为习惯逐步促进公共生活方式的改良与优化。在这样一层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意味着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彻底决裂，并非意味着对社会反常现象的完全根除。现代社会治理是对公共资源的科学措置和合理安排，确保社会的正常化运行，实现对公共生活的优化与完善。

社会公共生活的优化过程绝不仅仅是一个按照理想图式进行所谓理性安排的人为操作过程，现代社会治理决不能简单化为一种公共生活的操作规程和行为指南的简单执行，应该体现的是在自然和人为之间保持适当张力的人类的实践智慧。处境是既定存在，又是不断生成，人的价值与意义就体现在这种依托既定存在的不断创造和生成之中。由此来看，这种实践智慧我们可以理解为审时度势、循势而发、因势而动。这是一种对人际交往关系以及人与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场域之间关系的敏锐把握和适时措置。现代社会治理惟有立足于这种“势”，才能真正形成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问题导向意识需要我们明晰所处的社会语境，尊重自然传习而成的乡约民俗，如此才能真正的回应真实而多样的社会需求。这种问题导向的现代社会治理立足现实的公共政治生活语境，确保人们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行动能够围绕公共生活的优化自然展开，其中渗透的是人类在有知与无知、智慧与浅薄、文明与野蛮、崇高与低劣之间的酌量、判断与抉择。所谓成熟的现代公民所具有的真正的社会民主精神就体现在这种充满实践智慧的自主行动之中，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合理性也正是由此得到展现。

 其二，现代社会治理要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不清，在资源配置中存在职能重合、叠加甚至抵牾的状况，这在面对动态、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问题时表现尤为突出。真正渗透社会民主精神的现代社会治理，就是要协调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创造一种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动态平衡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增长，在其中增强广大社会民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由此彰显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价值。

 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政府定位是超越本位主义的服务型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给出了一个科学而合理的政府定位。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需要克服政府本位主义及其行政傲慢。所谓政府本位主义就是在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中政府及其行为先在性地被设定为中心地位，政府及其行政权力的优越性是毋容置疑的，而社会公众及社会团体则必然扮演边缘性角色。这种政府本位主义捍卫的是一种传统的、带有严重固化色彩的、缺乏弹性的“中心——边缘”的社会格局体系，是适应于在传统社会中不易受到偶然性冲击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格局和态势。这种政府本位主义存在着对广大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团体的遗忘甚至有意遮蔽，是一种他在性严重缺失的唯我独尊的行政命令式治理形态，必然会带来社会治理中的行政傲慢。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这种政府本位主义及其行政傲慢表现为官僚主义作风、主观性思维和独断性决策等问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当今社会，政府本位主义及其行政傲慢必须要被抑制和克服，否则无法应对日益竞争的社会多元发展的挑战与冲击。服务型政府要改变传统的以控制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方式，注重激励、引导与合作，努力创造一种充满弹性的社会发展空间。控制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抑制性社会治理方式，在传统的身份等级固化时代，能够带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在平等契约取代差异化身份成为社会秩序主要供给方式的情况下，现代社会发展对动态性平衡的要求已经使热衷于控制的社会治理方式变得既不明智也不理性。根除社会控制作为主要治理方式中存在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畅通信息传递与沟通表达的渠道，创造一种超越简单工具理性的交往理性合作关系，社会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感受到的不再压抑和压制而是正向激励的自我实现存在感，这样的社会发展将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当然，超越政府本位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退场与缺席。保罗·霍普指出，政府应该放弃所谓价值中立主义的虚构立场，在推动公共精神文化发展、引导公民优良的公共生活中积极作为。“在引领民众朝着正确的行为方向发展等事务上，现有的政府可以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一个民选的政府不仅应该善于倾听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的意见，而且，还应该善于传达民众的意愿。因此，一个明知的政府应当责无旁贷地帮助民众来运用其自主性；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课税、道德舆论制裁、制定法律或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来矫正民众对于那些不正当的、没有价值的行为的追求。”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角色与职能转变后的政府在塑造公共精神以引导健康积极的公共生活中大有作为。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与服务型政府相配套的是市场契约化的公共伦理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生活的富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常常被遗忘的是，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还会增进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带来作为市场主体的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全发展。尊重和正视真实的人性，是成熟而稳定的市场交换的重要条件。在一种理性的状态下，市场构成了一种生动而富有活力的社会空间，在其中，真实的人性得到展现，彼此的利益需要得到满足，在利益交换行为中发生的彼此斟酌在培养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公共理性，市场契约是彼此平等交往相互磋商与利益磨合的结果，包含了交易双方共同的心理认可与接受。在这样一层意义上，市场先天内生着一种公共性旨趣，不仅是满足人的私利的方式与手段，更是培育人的公共价值和健全人的公共性追求的重要舞台。“对于理解现代公共来讲，一个必须具有优先性的认知准则是，首先承诺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态势，即经济活动不再是纯粹家庭范围的活动，因此它不是谋求私人生活的劳动；相反，现代经济活动是促进人类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崭新领域，人们在经济领域里如何建构劳动组织或工作方式，已经不是古希腊状态下简单的谋生行为。”人们参与市场交易和其他经济活动的过程，也是人自我展示和自我发展的社会化过程。由此来看，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规范和校正的公共伦理恰恰是无数次公平而合理的市场交易过程中沉淀出来的“重叠共识”，市场契约则是渗透了为交易双方所认同的、渗透了交易双方之公共认知、价值判断、审慎酌量的理性规范。

 与市场本位主义相对的社会本位主义，同样也是不足取的。在西方民主治理的过程中，自启蒙时代以来形成了社会与政府对立的二元格局，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恐惧成为社会本位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满含对政府不信任感的社会本位主义意味着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无所作为，甚至出现政府退场和缺位的问题。“如果把政府本位转化为社会本位，不仅不能走出近代以来的理论悖论，反而会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置政府于一种更加被动的位置上。”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如果放任社会本位主义的泛滥，就是造成社会组织发展的丛林化问题。大量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存在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现代社会治理能够促成公共生活优化的重要条件。通过这些非政府社会组织能够传递新的声音，打破僵化封闭的行政权力体系，表达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促成一种集体表达、社会认同的新型的社会协调机制。尽管这些非政府公共组织本然地承担着各种社会公益使命与担当，但是如果缺乏规范监督与引导，同样会陷入到以邻为壑、恶行竞争的丛林化发展状态之中。丛林化的社会组织发展征兆正在成为缺少现代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表现。面对有可能出现的社会非政府组织的丛林化发展问题，必须要加强政府监管，当然这种政府监管并不是强制性的行政干预，而是一种积极的正向引导和消极的负向纠偏相结合的新型问责体系的建立，这样才能确保社会非政府成为一种负责任的积极社会发展力量。当然，广大社会民众的监督对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非政府社会组织之“非”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对立与对抗，而是监督、补充与完善，也就是承担其对政府职能履行不足的监督、补充与完善，而不是塑造一种敌对政府的社会组织力量。

因此，科学地确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形成三种积极互动的关系对现代社会治理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确保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独立主体意味着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终止，但并不意味着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断裂，在这样一层意义上，公民个体的存在就不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原子、认识论上的白板和价值论上的虚无，相反是一种处于社会复杂交往关系之中、具有成熟交往理性的、能够灵活措置与他者和社会关系的“现实的个人”。第二，平等契约关系所约定的不仅仅是明晰的物质利益，还包含了背后蕴含的伦理承认；契约意味着规范，但这种规范绝不仅仅是消极的约束和界定，还包含了契约双方对这种主体间性关系的认可和承认；这是一种积极的正向证成关系，是以一种交易和交换的关系来构成作为主体的个体的更为深厚的社会伦理存在形式。第三，法权意味着通过劳动而占有财产具有了法律正当性，独立法权成为现代公民身份的根本标志，法是劳动正当性与价值的认定，也是公民权利的认定。在这样的基础上，私人财产权利的占有、转让与交换就成为了现代法权自由的根本表现。综合上述观点，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不管是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还是市场的公共性构思，抑或是合作社会模式的塑造，都离不开这种平等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因为它代表着普遍交往来临时代人的一种新型社会化养成。换个角度讲，我们致力于公共生活优化的现代社会治理就是要构建这样一种平等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关系，使其在物质利益交换、政治价值分配、文化人格养成中成为最为积极建构性的社会关系。

 最后，现代社会治理要渗透公共性的精神旨趣。现代社会治理必然是一种公共治理，公共性贯穿其中。公共性与私人性相对，意味着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多元主体的差异化共在的生存状态。汉娜·阿伦特从人的存在论角度对“公共”进行了解读，意味着两个紧密联系但并不完全一致的现象：一是去私人化和去个体化的“显现”构成了我们的实存，也就是说，他者的在场确保了世界和自我的实在性；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的“介于之间”的关系，就比如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共同拥有一个他们的事物世界一样。公共性超越了可怜可悲的自我狭隘关注，是一种与他者共有世界的认可与接纳，也是自我在一种更为广阔的生活境遇中所实现的自我反思性发展。“公共性是一个人们表现自己的空间，是一个看见和被看见、竞争和攀比、一切演讲和相互说服、听和被听的空间，是一个有其他人在场的空间。只有在公共性中，简单的事件才能成为一种借助想象力才能进入别人角度思考的广阔思想。”人们对公共性事务的参与，不是出于客观责任的履行所迫，不能被理解为一种负重的消极应对行为，也不能单纯的被理解为对广大社会民众的服务于奉献。公共性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获得了自身的积极界定，那就是在公共性生活中所达成的充盈的自我满意和自我价值实现感，正是在公共性生活中才能收获足以抵挡现代虚无主义冲击的最为珍贵的自我存在感。在这里，“公共”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存在镜像，超越了基于相互满足的“需要的体系”的物质主义理解。

 尽管传统公共性及其象征都在普遍的市场化运动中烟消云散了，后现代的解构取向和解放主题也在助推着人碎片化生存的境遇，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由此陷入到彻底的悲观和失望之中。与传统社会相比，人的原子化存在问题确实非常突出，积极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与消极意义上的孤独虚无非常荒谬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坚信，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组织性能够对已经普遍呈现的现代性问题做出自我纠偏和校正，人类有能力对公共性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铿锵有力的注解和诠释。阿伦特笔下现代化大众的“平庸之恶”是造成纳粹极权主义的基础，这确实拷问了我们应有的公共性素养。但是，如果以此来拒绝普遍的公民参与，对阿伦特公共性政治哲学的最大误解。其实，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抑或是古斯塔夫的“乌合之众”之所以会出现，恰恰是因为人们之间缺乏足够的公共商谈，没有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无法涵养出具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的现代公民所导致。

要从社会民主的真精神的角度来重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性。在公共性重建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做食古不化的复古主义者。要建构一种现代性语境中的公共交往方式，打破自我封闭与僵化，直面排他性个人主义及其带来的诸如人际之间缺乏互信、合作等问题，塑造现代共同体生活，将每一个生活于现代社会之中的人都纳入交流、互动、协作、共享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公共交往带有非常强的匿名性，也就是说，更多是发生在并不熟悉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这是符合现代社会交往空间无限扩大、交往领域不断深入的发展趋势的。与传统社会的私人交往相比，这样的公共交往既需要现代法治尊重规则的契约精神，又需要现代公民社会的陌生人伦理。当现代公民社会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成为主导时，一种真正的公共交往才会发生，一种真正的公共性建构才有可能出现。现代社会治理打破了静态僵化的社会体系格局，引入了动态关系作为其优化公共生活的基本方式，这种越来越普遍的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必然渗透于现代社会治理之中。

 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旨趣还体现在对一种有尊严的公共生活的塑造上。尊严，与荣誉相对，意味着平等的社会追求，代表了一种普及所有人的一种价值追求。现代社会治理所致力于达成的优良公共生活内含了人民对于尊严的追求和实现。“人民才是最重要的，利润不过时人类生活的工具性手段。与良好国内政策的目标一样，全球发展的目标也是要让民众过上充裕而有创造性的生活，发展他们的潜力，营造一种他们的平等人性尊严所要求的有意义存在。”平等而有尊严的生活不能仅仅从自我个体需要的角度来界定，还需要综合考虑人的社会交往所形成的公共生活空间的优良程度。让一种健康的公共性渗透进每一个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政府负责任的积极作为、市场创造力的自由发挥、社会合作的全面推进等等都不可或缺。这将确保我们的社会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拓展和衍生，让每一个人在其公共性展现中活得更有尊严。

 在西式民主治理遭遇困境的当今时代，从根本上批判反思现代社会民主的运行机制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这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庄严承诺和根本要求。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切实回应民生关切，现代社会治理才能真正扎根大地，并成为塑造现代优良公共生活的创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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