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控制转向权利服务 学者拆解城市治理共同体三层内涵

城市治理共同体不是新词，但怎么理解它的实质，学界一直在追问。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刊发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骏的文章，从意义、内涵、载体三个层面给出系统分析。

李骏认为，治理共同体以社会共同体为旨归。共同体的本源内涵形成于分工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在城市化、流动性高的现代社会，共同体的边界不断被打破和拓展。社会共同体讲的是交往密度、情感密度和关系密度，尚未触及支撑公共生活的治理机制；治理共同体则要通过治理，建设现代意义上有机团结的社会共同体。在城市语境下，这个理想目标就是建设人民的城市。

他提出，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权利与服务。治理理论关注的权，主要指权力；但权字兼指权力与权利，现代社会治理的重心应从权力控制转向权利服务。地方政府须把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转换为相应权利，让渡给其他治理主体，还要根据各类社会主体、市场主体服务公众的能力和潜在风险判断，决定权利如何分配。

在他看来，治理共同体还是一种新范式：既打破只在行政体制内寻找调适策略的政府中心主义，也打破把治理目标寄托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中心主义，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并承担兜底责任、社会组织有效协同、公众个体积极参与的政社结合格局。

落到操作层面，文章给出三个要义。主体关系上是一核多元结构，党是领导主体，政府是负责主体，社会组织是协同主体，公众是参与主体。运行机制上靠共建共治共享，法治保障、民主协商、科技支撑缺一不可，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等非正式规范能消化大量剩余事务。空间载体上重在基层，治理共同体必须具体而非抽象，社区是最佳空间尺度；社区加装电梯就是典型一例，既是物理空间的生产，也是社会关系载体的生产，还是归属认同的生产。

来源：综合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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